邯郸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河北省邯郸市人民政府
邯郸市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邯郸市人民政府令第98号
[2003.02.19]
第一条 为防治城市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建成区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与管理。
第三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铁路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对社会生活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工商、建设、文化、规划等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协同环保部门对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对工业产品、设备的标准中规定的噪声限值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包括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和饮食娱乐、加工、维修服务等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到环保部门履行审批手续,按照审批要求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并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
第五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保持防治环境噪声污染设施的正常使用；拆除或者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必须提前15日向原审批的环保部门申请，环保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7日内予以答复；因事故停止使用的，应立即采取措施，减少或者停止噪声排放，并于24小时内向原审批的环保部门报告。
第六条 对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实行限期治理。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对小型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的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决定。
第七条 为给中、高考学生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将考前半个月及考试期间确定为环境噪声敏感时段。在此期间，各有关主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采取限定音量、限制作业时间、实行交通管制等措施，防止和减少中、高考期间的环境噪声污染。
第八条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有噪声污染及振动危害的工商企业、机械或手工加工点。已经建成的，其噪声排放应符合国家标准。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应限期治理。
生产经营场所没有明显边界标志的，以规划红线或两个场所之间的中心线为界。
第九条 建筑施工单位排放建筑施工噪声，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施工场界排放标准。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选用先进的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技术。建设招标单位应将投标方的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技术作为中标的重要内容。
确因经济、技术条件所限，不能通过治理噪声源消除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把噪声污染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与受其污染的居民组织和有关单位协商，采取其他保护受害人权益的措施。
第十条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15日前，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说明工程项目名称、建筑者名称、建筑施工场所、施工期限、可能排放到建筑施工场界的环境噪声强度和所采用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等。
未按规定进行申报登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放工程项目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对造成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危害周围生活环境的，环保部门应当限制其作业时间。在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在中午和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须提前报环保部门批准并公告附近居民。
第十二条 市区的建筑工程鼓励推广使用商品混凝土，限期禁止设置混凝土搅拌设备。
第十三条 公安、交通部门应把机动车辆的噪声指标列入机动车辆年检和技术等级标准评定内容。对超过机动车辆噪声排放标准的，不予办理行车执照和年检合格证。
第十四条 公安、环保部门应根据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鸣喇叭、禁止机动车辆行驶的路段和时间，设立标志并向社会公告。
在非禁鸣喇叭的地段，行驶的机动车辆，必须使用低音喇叭，在车前2米、离地面1.2米高处监测的喇叭声级，不得超过105分贝。每次按鸣不得超过2秒钟，连续按鸣不得超过3次。严禁用喇叭唤人。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拖拉机（包括农用机动三轮车）不得在外环路（不含外环路）以内的路段行驶。
第十五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必须符合公安部门的规定。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不得使用报警器。在夜间执行任务时，除特别紧急情况下使用警报器外，应使用回转式标志灯具。
机动车辆安装的防盗报警器，必须符合有关规定，在非盗状态下不得鸣响扰民。机动车防盗报警器的有关规定由公安、环保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六条 除依法规定的情形以外，民用航空器（包括航空伞）不得在城市市区上空飞行。
第十七条 火车行驶必须执行铁道部颁发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进入市界（北起黄梁梦，南到北张庄，西到林村）的机车，除遇紧急情况外，一律使用风笛。出入市区车站的机车技术联络，应逐步实现采用无线电通讯信号代替鸣笛信号。
第十八条 人民防空部门进行防空警报试鸣，应依照法律程序组织，并向公安部门备案。其它单位或个人进行产生强烈偶发性噪声的活动，应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公告48小时后，方可进行。
第十九条 在市区内申请开办商业、饮食、服务、文化娱乐等经营项目，应到环保部门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等审批手续，并应采取防治措施，场界噪声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核发营业执照。已经开办的，应当在本办法实施后3个月内到环保部门补办手续。
第二十条 禁止在市建成区内组织露天卡拉OK；组织非经营性的群众娱乐活动，开设地点应征得当地居民委员会同意。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开展产生噪声污染的一切活动。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外的露天公共场所开设舞场或从事其它产生噪声的活动，应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
第二十一条 居民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应有效地控制噪声，禁止中午和夜间从事装修施工。在室外安装空调器的，应避免噪音对他人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 市、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市、区（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作出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和时限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燃放烟花爆竹。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行使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其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并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擅自拆除或者闲置污染防治设施，致使环境噪声排放超过规定的标准的，由环保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责令其停业、搬迁、关闭。罚款由环保部门决定，责令停业、搬迁、关闭由人民政府决定。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拒报或者谎报有关环境噪声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由环保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环保部门提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施工许可证。
（六）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七）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由铁路部门对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
（八）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九）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公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中午”是指北京时间12时至14时，“夜间”是指北京时间22时至次日6时。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的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贵州“习水案”为线索的分析
尹振国
[摘要] 嫖宿幼女罪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从犯罪构成上来讲，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现为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客观要件完全或部分重叠，客观上赋予了幼女的性自主权，与保护幼女权益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从犯罪的停止形态上来看，未遂和既遂难以区分；从罪数来讲，想象竞合和法条竞合处理原则相冲突；从刑罚上看，配刑不科学，违反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易放纵犯罪分子。应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废止嫖宿幼女罪，将其纳入奸淫幼女罪和猥亵儿童罪中。
[关键词] 嫖宿幼女罪；立法；缺陷；完善
1997年刑法修订后，嫖宿幼女行为从1979年奸淫幼女罪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罪名。本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形态、罪数形态、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利于保护受害幼女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对嫖宿幼女罪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教于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2007年10月至2008年6月，贵州习水县辍学学生刘某、袁某先后在县城的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附近守候，多次将11名中小学生挟持、哄骗到偏僻处，以打毒针、拍裸照、殴打等威胁手段胁迫到习水县无业人员袁荣会经营的小旅馆中卖淫。袁荣会先后容留介绍11名中小学女生到其所租住的房内进行卖淫。在此期间，袁荣会邀约、介绍被告人冯支洋、李守民、陈村、黄永亮、冯勇先后在袁荣会所租房内嫖宿幼女。经过他人介绍，被告人陈孟然将一幼女带至习水县一酒店内嫖宿。受害人中，未满14周岁的幼女有3名，其余均未满18周岁。
以上是贵州“习水案”的基本案情。因本案中有5名被告是国家工作人员，故“习水案”从审理之初，就因涉嫌嫖宿幼女罪而非强奸罪起诉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质疑的焦点集中在本案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上。就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浙江宁海一人大代表嫖宿多名幼女案、四川宜宾国税分局局长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一方面，在学者和社会人士对嫖宿幼女案的讨论过程中，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案涉国家工作人员，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案件审判的质疑不作理性思考和法理解释，就会使案件审理陷入“道德公审”、“媒体审判”的漩涡之中，进而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造成损害。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法治是理性的，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严格依照法律，而不能感情用事。依照我国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习水案”及相关案件的定罪量刑由法院在判决书中确定，笔者无意干涉法院对案件的审判，也不涉及具体案情的讨论，只是指出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
二、从立法沿革来看对嫖宿幼女罪的论争
我国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第360条第2款规定：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嫖宿幼女罪，只在第169条规定了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而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首次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是，根据该条例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以特别刑法的形式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但根据该决定第5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依照刑法（1979年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处罚。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吸收了该决定的内容，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从奸淫幼女罪（现纳入强奸罪，为叙述方便，保留此罪名，下同）中分离出来，在第360条第2款规定了嫖宿幼女的行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嫖宿幼女这一行为的特殊性，在刑法（1979年刑法）修订时才将其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1]（p88）即嫖宿幼女罪，并规定了明显减轻的法定刑。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修改，使奸淫幼女犯罪的惩治更趋合理化。”
有的学者认为：“在嫖宿幼女的场合，多是幼女自愿，甚至是在幼女主动纠缠的情况下进行的。换言之，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害幼女本人也有一定的过错。相比（奸淫幼女）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较小。所以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不加区别地按奸淫幼女罪定罪处罚，有违罪刑均衡原则。”[2]在现在看来，这个立法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一是根据联合国有关的估计，全世界至少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而以亚洲国家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从接受调查的雏妓情况看来，其中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为小学毕业或小学未毕业，未读完中学者占33%，因经济原因失学者占30%，本人不愿继续上学或家长不送上学者占53%，因学业差离校和被学校开除者占17%。从她们的家庭结构来看，有些是来自离婚家庭或离家出走，有些是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大部分都受过来自家庭或亲戚的感情伤害或身体伤害，甚至性伤害。父母的打骂和囚禁是伤害少女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3]可见，在嫖宿幼女的场合，绝大部分的幼女并非自愿，甚至并非主动，而是迫于社会的漠视、家庭的破碎、经济的困境、教育的缺失等原因而跌入卖淫的“火坑”的。
二是根据联合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性伤害是这些孩子不愿回答的问题。受到打骂或强暴的女孩逐渐变得冷漠和麻木，开始逃离家庭，最终一般都会发生犯罪行为。由警察送回家中的女孩，不少人一有机会就再次出走。她们小小年龄在社会上经常受到欺骗，而人们又总是投以鄙视的目光，把她们视为异类或罪人。
这些沦落少女在做雏妓时身心受到种种伤害。例如，被迫以不情愿的方式发生性关系，经常挨打，丧失休息的权利，随时有患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危险，对毒品和酒精产生依赖，在社会上受到鄙视，极度自卑，对未来失去希望等。”[4]可见，这些女孩更应当受到社会的关爱，更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而不应当仅仅因为她们的“过错”而弱化对她们的保护，甚至对她们区别对待。如此，法律便会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更是对她们的伤害。
三是，从民法上来讲，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超出一定价值（金额）的财产处分行为，都需要她们的监护人追认方在法律上有效；而嫖宿幼女罪居然赋予了幼女处分自己性（包括身心健康）如此重要权益的自主权，认为幼女如果“自愿”，便可以减轻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从刑法上的“被害人承诺”的理论来讲，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符合下列所有条件时，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或者可以减轻加害人的法律责任：（1）承诺者对被侵害的法益（犯罪客体）具有处分的权利；（2）承诺者必须对所承诺的事项的意义、范围具有理解能力；（3）承诺必须基于被害人的真实意志……但是，法律并没有赋予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性自主权；基于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生理、心理、智力的不成熟，法律认为她们并不具有对性行为的理解能力；与人发生性行为也很难说是基于幼女的真实意志。
因此，从嫖宿幼女罪的立法沿革来看，是否在刑法中设立嫖宿幼女罪，一直存在争议。如陈兴良教授认为，“明知是幼女而嫖宿的，实际上是一种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奸淫幼女罪论处并无不可”。[5]（p583）
三、嫖宿幼女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危害
（一） “嫖宿”如何理解
何为“嫖宿”？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嫖娼和过夜。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 嫖幼女可以，只要不过夜就不为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嫖宿的解释是， 嫖妓（强调一起过夜）。[6]（P1045） 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的被告人只嫖不宿。其实，“嫖宿”重点在于“嫖”而不是“宿”，“宿”只是附着在“嫖”后面的一个辅助音节，没有实际意义。
对于何为“嫖娼”，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和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均未对“卖淫嫖娼”作出解释。1995年，公安部《关于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的批复》对“卖淫嫖娼”作了解释，即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但是，2001年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问题的批复》则在事实上废止了前一批复，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可见，卖淫嫖娼行为，不限于异性之间，也不限于自然性交的形式，既包括自然性交（奸淫）行为，也包括非自然性交的其他猥亵行为。“卖淫嫖娼行为的客体是法律所保护的正当合法的两性关系，客观方面是卖淫者与嫖客之间互相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等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主体是不特定的异性或同性，主观方面是以金钱、财物为媒介”。[7]
什么是猥亵？王作富教授认为，猥亵是指性交以外的淫秽性的下流行为，具体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追求性的刺激，以满足其变态的性欲，对妇女身体进行抠摸、搂抱、鸡奸等等。[8]（P523） 张明楷教授认为，猥亵是指一切能够刺激或满足对方或第三者的性欲，伤害普通人正常的性羞耻心，违反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的提供肉体的行为。[9]（P658）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猥亵行为主要是为满足、发泄、刺激性欲而行为人利用自己或他人的身体或者其他工具，直接接触他人的身体，明显带有性行为色彩又不属于自然性交（奸淫）的行为。[10]（P1040） 可见，猥亵行为有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刺激或满足性欲，伤害正常人性羞耻心，违反性道德；二是，自然性交（奸淫）之外的性行为。
对于何为“嫖宿幼女”？王作富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支付报酬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的性行为。性行为包括性交和其他方式的性淫乱活动，无论行为人与幼女发生的是何种方式的性行为，都视为嫖宿。[11]（P1855） 张明楷教授认为，“嫖宿幼女”是指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为代价，与卖淫幼女发生性交或者类似性交的行为。这是在幼女主动、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嫖宿的行为。[12]（P843）前一定义有不足之处，没有排除卖淫幼女非自愿与行为人发生自然性交（强奸行为）或猥亵行为（猥亵儿童）的情况。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嫖宿幼女”定义为，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既包括自然性交行为（奸淫），也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猥亵行为。这是在幼女自愿或者基于某种原因正在从事卖淫活动的情况下，明知卖淫者为幼女而进行性行为。
从对“嫖宿幼女”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嫖宿幼女罪缺陷：一是，因为“嫖宿幼女”是不特定的异性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的不正当的性关系的行为，女性也可以成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而通常的观念认为，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男性（正犯）；二是，如果立法者不对“嫖宿”作出限制解释的话，嫖宿幼女罪与猥亵儿童罪的界限就会模糊不清，因为“嫖宿”不仅有自然性交（奸淫）的方式，还有猥亵（非自然性交）的方式，以金钱、财物为媒介与卖淫幼女发生猥亵（非自然性交）行为，是定嫖宿幼女罪，还是定猥亵儿童罪（幼女也是儿童），不无疑问；三是，嫖宿（包括奸淫和猥亵）幼男如何定罪？如果一律定为猥亵儿童罪，似乎法律有重女轻男的嫌疑，因为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相差很大。
（二）嫖宿幼女罪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反映行为的法益侵犯性与非难可能性，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备的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的有机整体。”[13]（p100）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分为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
1.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14]（P113）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根据同类客体，将犯罪分为十类。我国刑法将嫖宿幼女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第九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也就是说嫖宿幼女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直接客体是社会的性道德风尚和幼女的身心健康。“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15]（p85）刑法对嫖宿幼女罪如此设置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性道德风尚。但是卖淫嫖娼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只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才构成犯罪。如此设置是为了保护卖淫幼女的合法权益吗？也不是，在我国卖淫嫖娼并没有合法化，法律也没有承认卖淫幼女具有性自主权。可见，法律设置嫖宿幼女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幼女的人身权利（身心健康）进行特别保护，嫖宿幼女罪应设置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
这样一来，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即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的客体都是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猥亵儿童罪还包括幼男）的身心健康，那么仅仅从犯罪客体上，还不能将这三个罪区别开来。
第三个问题是刑法通过刑罚对犯罪客体进行保护的，对于相同的犯罪客体应当平等保护。奸淫幼女罪、猥亵儿童罪、嫖宿幼女罪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幼女（幼男）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与幼女发生性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按理说三罪的刑罚配置不会相差很大。事实并非如此。依照刑法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从重处罚；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自然性交，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只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即使与多名幼女自然性交，也是如此。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性关系，可能依照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如果一个人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非自然性交行为（猥亵行为），依照嫖宿幼女罪最高可能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他在非卖淫场所与非卖淫幼女发生猥亵行为（非聚众或在公共场合），依照猥亵儿童罪，最高只能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难道仅仅因为性行为发生在卖淫场所和幼女是卖淫女，刑罚就是如此不同吗？
2.犯罪主体 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通常认为只有男子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女子（女同性恋者、娈童癖）也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奸淫幼女罪的犯罪主体是年满14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男子。如果一个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男子在非性交易的场合与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可能因强奸罪面临着无期徒刑的刑罚；如果他在卖淫场所与卖淫幼女发生自然性交行为，他反而无罪。难道仅仅介入了性交易的因素（付了嫖资），他就应该逃脱刑罚吗？
我们再来看看哪些人可能成为幼女性服务的享受者，哪些人可能成为性服务的提供者。毫无疑问，享受性服务特别是幼女的性服务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不菲。在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享受性服务的，主要是某些有钱、有势的而具有某种邪恶爱好（如娈童癖）的商人或者官员；而提供性服务的，绝大多数为农村、城市贫困家庭的女子、失业、下岗职工的妻女。她们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生计无着，生活所迫，是她们从事性工作的基本原因。而在这个群体中，基本没有商人、官员、有权有势者的千金小姐们。这是一幅社会分化的真实图景，在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中，小福子的父亲、那个可怜的人力车夫向着苍天哭喊道：“我们在卖血，我们的女人在卖肉。”——这是对旧社会的控诉。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如此悲剧在新社会发生吗？难道仅仅因为幼女是性工作者，刑法就能弱化对她们的保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