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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醉洒驾驶和飙车带来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的情形之一入罪。醉驾、飙车入刑实施一年多来，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立法衔接方面的疏忽，司法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在强制措施适用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亟待加以解决。
困境之一：羁押诉讼无法采取逮捕措施。危险驾驶罪的刑期达不到逮捕条件的最低刑期标准。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对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娣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就是说除了社会危险性要件之外，适用逮捕的另一要件是罪犯可能被判处的最低刑期为有期徒刑。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即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期只能是拘役。这样一来，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依法不能得适用逮捕措施。
困境之二：非羁押诉讼遭遇多重尴尬。既然逮捕措施不能适用，就只有非羁押诉讼模式可供选择。法定非羁押措施只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两种。相对而言，监视居住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较重，且司法成本高。而危险驾驶罪属于轻微刑事犯罪，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危险驾驶案件的诉讼时限特别短暂，公、检、法三机关很难交替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均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取保候审措施必须与诉讼阶段相对应，即案件运转到哪个阶段，应由哪个阶段的办案机关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而每个阶段十数天的办案时限，要由三机关之间频繁变更取保候审手续，因过于繁琐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
二是一律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结。实践中，全部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脱离羁押场所后逃逸。尤其是流动人口居多的城市,危险驾驶行为人多数不是本地户籍,出现了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按时到案接受审判的情况。而居高不下的“醉驾”案，则对人民法院在规定期限内审结案件造成巨大压力。
三是仅采取取保候审后直诉，法院的主刑判决与交付执行遭遇两难。一般的非羁押诉讼案件，由于不受刑期上限为拘役的限制，人民法院可以视被告人是否存在被判处实体刑的可能，决定是否对被告人实施羁押。危险驾驶罪非羁押诉讼则因受到刑期上限为拘役的限制，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确实需要判处实体刑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却无权作出逮捕决定。而不对尚未羁押的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法院的判决书将无法确定被告人刑罚执行的起算点。即使法院判决被告拘役的实体刑，欲对尚未羁押的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又存在上诉期判决未生效致所判刑罚无法交付执行，不得立即决定逮捕的法律障碍；而判决生效之时可能难觅被告人踪影，交付执行陷入困境。这就人为加大了司法成本。
由于上述困境的存在，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乱象：一是由公安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不采取刑事拘留，直接采取非羁诉讼。由于很多嫌疑人不能按时到案接受审判，人民法院久拖不决，造成案件大量长期积压。二是由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不再变更为非羁押措施，直接羁押至法院审判阶段，由法院“决定逮捕”后继续羁押。
这些乱象是司法机关为了案件“正常”运转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其违法之处在于：第一种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采取非羁押诉讼，仅对被告人处以罚金而不科处实体刑罚，很可能存在放纵犯罪问题，破坏了实体公正，从而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第二种情形，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司法机关在对嫌疑人刑事拘留后不变更措施，直接超期羁押至判决生效之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拘留期限的规定；而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被告人“决定逮捕”更是明显违法行为。这种“变通”做法严重破坏了程序正义。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乱象的根源在于立法技术上的疏漏：立法者在创设危险驾驶罪时，仅考虑到这是一种轻微刑事犯罪，主刑适用拘役即可罚当其罪。却没有注意到实体法与程序法需要无缝对接，导致该罪主刑刑种设计过低而与逮捕要件相冲突的法律障碍。由于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了减少不必要羁押的理念，逮捕的刑种要件非但没有降低，还有某些方面的拔高，使得司法机关希望通过降低逮捕的刑期要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期待落空。而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又是实践中十分常见的多发型犯罪，司法机关执法“犯法”的司法乱象已逐渐引发社会公众的质疑。这种乱象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理，势必会给国家法治建设带来较大危害。
笔者认为，由立法疏漏引发的问题，只有通过完善立法来解决。有鉴于此，建议立法机关对此问题引起高度重视，尽快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适当提高危险驾驶罪的刑期，以便与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徒刑要件相衔接。考虑到有期徒刑的起刑点为“六个月以上”，在主刑刑期基本相当的基础上，可将相关刑法条款修改为：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七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浅谈执行异议制度对债务人的权利保护

朱凯


　　2007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修正了执行异议条款，增加了当事人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从而扩大了执行异议的主体范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执行行为侵害其权利或违反法律规定时提出异议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尤其是对被执行人即债务人的权利保护开设了一条有效的救济途径。笔者仅从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来分析当事人执行异议权对债务人的权利所产生的影响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

一、当事人执行异议权的法律依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提出异议。由此，对当事人提出异议权确立了法律依据，赋予了当事人对执行程序中违法执行行为的异议权。应当注意的是，此处所提出的当事人不仅即于执行依据上所列明的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被人民法院依法变更、追加为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应属于当事人的范畴。

二、设立当事人执行异议制度对债务人权利的影响

　　当事人执行异议制度的设立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执行异议制度（主要指原案外人异议）的有益补充，不仅有效地保护了申请执行人对法院执行不作为或执行作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异议权利，而且也充分保护了被执行人即债务人对执行行为的异议权利，开创了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权利保护提供救济的先河。
　　多年来，我国的执行工作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摸索和探讨已形成了多种长效机制，但仍存在着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侵害债务人权利的现象，这不仅有违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有违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的原则。每位公民都依法享有物之权利和人身权利，并不受其他行为之侵害，这种权利是一种法定的权利，而并不能因其身份转变为债务人而有实质性的转变。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也应保留债务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及生活所必需居住条件。如果法院的执行行为侵害了债务人及其家属的权利，债务人及其家属均可依现行法律有关执行异议的规定提出异议申请，赋予了债务人对其权利进行保护的救济权。

三、实践中债务人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执行程序中由于法院及执行人员考虑将案件执行完毕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而对债务人的相关权利不予重视，如财产所有权、使用权等。而这样就容易对债务人的权利造成侵害。笔者仅从执行实践中总结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对债务人收入所有权的侵害。执行实践中多数债务人所有的财产除居住房屋外仅为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每月工资收入，法院执行过程中会依据债权人的申请而将债务人所有的工资收入予以冻结，而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操作系统看，对法院每月冻结债务人的部分工资收入无法予以实现，其只能是协助法院将债务人的工资帐户予以冻结，这样就导致债务人的每月工资收入均无法提取，虽然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操作产生这样的后果，但也让债务人对法院的执行行为产生一种抵触情绪，认为这样的执行是侵犯了其工资收入的所有权，违反了法律的有关保留被执行人生活费用的相关规定。而此种情形下，债务人可否作为当事人对执行行为侵害其收入所有权提出异议，这是法律未有规定而债务人无法寻求救济途径的。
　　二是对债务人房屋居住及使用权的侵害。执行实践中多数债务人仅有一处居住房屋，而为实现债权人的权益就要对债务人的房屋采取评估拍卖的执行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更或者抵债。”第七条规定：“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执行。”按照此司法解释的规定，实践中对债务人的仅一处居住房屋予以执行是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譬如被执行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居住房屋，而这种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应如何掌握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如果对债务人仅有的一处居住楼房予以变卖，是否侵犯了债务人的房屋居住权和所有权呢？

四、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针对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种的，其中包括执行人员的自身素质和对法律法规的理解程度、现行法律法规对债务人权利保护规定的不确定性、各协助部门对执行工作协助配合不规范等。笔者认为对于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完善金融机构协助执行工作的程序性规定。现在的金融机构自行制定的协助执行工作的规定过于宽泛，具体性的规定不能完全适应执行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情形，因此应完善金融机构协助执行工作的程序性规定，尤其是有针对性地改变现行协助执行的微机操作程序，针对每月执行债务人部分财产的情形应给予实践中的操作。

　　2、实践中应提高执行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执行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这就需要法院内部进行执行人员的业务培训，而这种培训也应该是定期进行的，因为执行工作的特殊性，导致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所涉及应用的法律不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也包含着其他的民法通则、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性法律，因此对执行人员的培训也应予以全面。对于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应尽快予以组织学习，以免执行人员在实践工作中出现因理解错误而执行失误。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