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5年8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8月2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收 费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行政性收费是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授权的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使其管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
事业性收费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组织，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服务，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依照法定程序批准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执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权限的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全区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统一领导，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监督和统一管理。
自治州（地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治理乱收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县级以上财政、物价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管理和监督。
各级审计、监察部门依法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行使审计、监察职责。
第五条 禁止乱收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权拒交和举报。
第二章 收 费
第六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必须依据下列规定设置：
（一）法律；
（二）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
（四）国务院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发布的行政规章；
（五）经国务院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审核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发布的行政规章；
（六）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行政规章、规定。
第七条 行政性收费标准，属于管理性收费和制发证照收费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按照特定管理行为的合理支出或者制发证照的工本费确定和调整，属于资源性收费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确定和调整。
事业性收费标准，应当根据补偿或者部分补偿实际消耗的原则，结合提供特定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社会承受能力确定和调整。
第八条 申请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先提出收费方案。收费方案应当列明设置收费项目的依据、收费范围和标准、预计年收费总额及收费使用、管理办法等内容。
属全自治区范围和部分地区范围的收费，由实施收费的自治区业务主管部门和州（地区）、市人民政府向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提出。
第九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设置由自治区财政部门会同物价部门审查批准；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由自治区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查批准。重要收费项目、对社会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影响的收费及财政、物价主管部门设立的收费项目，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财政、物
价主管部门备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收费对象主要为农（牧）民的，批准前应当经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十条 国务院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发布的行政规章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由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联合转发；国务院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经国务院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审核发布的行政规章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按业务关系由自治区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实施方案，报自治区财政、
物价主管部门签署审核意见，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前款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结合自治区实际情况，可以依法变通执行。
第十一条 经审查批准实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由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按年度定期编制目录，由执收单位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禁止实施下列行政事业性收费：
（一）未经批准或者越权批准，擅自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
（二）将国家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的；
（三）利用办实体、搞创收，把一部分国家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到下属从事第三产业的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从中收费提成的；
（四）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行服务，强买强卖，搭车收费，从中谋利的；
（五）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蓄金、集资、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六）只收费不服务的；
（七）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或者形式收费的。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收费许可证由自治区物价部门统一印制，并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各种行政性收费收入，应当作为财政收入，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已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收入，收费单位必须全额上缴财政，其支出由财政部门在预算中予以安排。事业性收费和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实行预算外资金管
理办法。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物价部门按职责分工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年度审验。
收费单位必须健全收费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收费管理，接受财政、物价、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出示收费许可证，开具统一收费票据。财政、物价、监察部门应当在固定收费场所设置举报设施，对收费单位实行社会监督。收费单位不出示收费许可证或者不使用统一收费票据收费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交。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纠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及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可处以罚款：
（一）未按本条例规定经过批准，擅自设置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实施收费的；
（二）未按规定申领收费许可证或者未经审验而收费的；
（三）超越收费许可证载明的收费项目、范围和标准或者肢解收费项目实施收费的；
（四）收费项目已经取消、变更或者收费标准已经调低，仍按原项目、标准实施收费的；
（五）转借、转让或者擅自印制、涂改收费许可证和收费票据的；
（六）拒不明示收费许可证或者收费项目、范围和标准强行收费的；
（七）不按照规定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实施收费的；
（八）收费收入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财政的；
（九）瞒报、拒报收费收支情况的；
（十）不按照财务规定使用收费款的；
（十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对收费单位违法收费所得责令退还缴费人，无法退还的上缴国库。
第十九条 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处罚，由县级以上财政、物价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分工范围内决定。
第二十条 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对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单位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向其有行政处分权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同级监察部门提出行政处分建议书。收受行政处分建议书的部门，应当在收到行政处分建议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自治区财政、物价主管部门及执法监督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8月21日
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汪红军
内容提要：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目前在许多国家得到普遍确立。而在我国法律上还未得到确认，随着我国对人权保护问题的进一步重视，同时也为了和国际接轨，沉默权制度最终将会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本文从沉默权制度的概念、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通过本文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沉默权 必要性 行使 限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已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要实行与其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又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
一、 沉默权制度的概念
沉默权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
西方学者对沉默权的理解主要从四个方面出发的：
（一）是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它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
（二）是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
（三）是警察、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四）是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于己的陈述，法庭不得将犯罪嫌疑人出于非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沉默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种特权，在不利于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在有利于己的情况下打破沉默，作有利于己的陈述。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既享有在沉默与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又享有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即在提供有利于己的陈述和不利于己的陈述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此沉默权又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的一种特权。
二、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关于我国是否确立，或者说是否引进西方的沉默权制度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赞成者有，持否定意见的也有，笔者对此持赞成态度。但在为什么确立和如何确立沉默权的问题，笔者却有不同看法，下面就此作简要论述：
（一）我国为什么要确立沉默权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执行了近半个世纪，它对我国建国初期五十年的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基于此原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要实行与背道而驰的沉默权制度谈何容易呢？因此确立沉默权将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而为什么确立沉默权恰恰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因素：第一，外部因素。即国际环境的影响，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利伯尔案件。利伯尔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被告人的沉默权遂成为英国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并在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得到确认。美国最早移植了这一制度，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此后又通过判例从程序上对被追诉人的沉默权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将告知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纳入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二战以后，随着人权问题的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中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至1997年底已有14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先后确立了沉默权制度。300多年前始于英国的沉默权。为什么会得到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呢？这是需要我们头脑中思考的一个问题。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使沉默权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但热烈讨论之后，我国法律对沉默权仍是未加肯定。
笔者认为既然我国现已加入了该公约，在沉默权制度问题上，就应当与国际接轨确立沉默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席之地。
第二，内部原因，即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首先，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已明确否定了有罪推定，即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而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则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实陈述义务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其次，沉默权体现着公平和正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实际上是给犯罪嫌疑人一个抗衡侦查和控诉的权利。使诉讼结构趋于合理化，在诉讼 中本就处于劣势的犯罪嫌疑人，因此也可能防卫正当权利不受侵害，以此来保证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立沉默权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再其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已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确立沉默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借口和便利条件。从诉讼规律上分析。“谁主张，谁举证”是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律，追查犯罪，惩罚犯罪必须从事实为根据，指控公民实施了犯罪行为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国家追诉机关可以将查明犯罪事实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那么，不就等于要求由被追诉人自己证明对自己的指控了吗？因此，如果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有利于有效抑制司法中的非法行为，避免刑讯的发生；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防止冤假错案。这是它不可忽视的作用，也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需要。同时，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完善侦查方式，不断提高侦查技术，有利于办案人员素质的提高，也可以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和诉讼结构更趋于合理，保证我国人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当然，这只是从好的方面看沉默权。有人认为，我国不适宜引进沉默权，至少是现在不适宜，认为这是一种法治浪漫主义。其实，这种谨慎完全不必要，任何时代的进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确立沉默权以后，我们遇到的困难仅仅是暂时的。长痛不如短痛，我们现在的变革迎接的挑战，远远胜于我们后辈由于落后而导致的愚昧。况且，确立沉默权也并非只对追诉机关不利，同时也意味着被追诉人的两难选择：保持沉默必然失去部分对自己行为辩护权，行使沉默权，则必须打破沉默。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确立沉默权对追诉机关是有利的。
（二）如何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
确立沉默权制度，是法制进步的体现，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确立沉默权制度，也是大势所趋，是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是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但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和准备迎接困难的决心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完善的准备，把“代价”缩小到最小的范畴。笔者认为确立沉默权，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是否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答案是否定的，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其已蕴含在立法中。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解和辩护的权利。对该权利的放弃，当然也可以表现为沉默的外观，即行使了沉默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必须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可看作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辉英指出，以上认识是对沉默权的误解。本人也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1、应当明确辩护（解）权与沉默权的关系。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享有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在不利的环境中如稍作解释即可消除误会的话，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辩护权，但假如辩护会招致更多误会的，那么，当事人只能选择沉默权了，而辩护权既可在有利的环境中行使也可在不利的环境中行使。保持沉默并不是对辩护权的放弃。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实供述之后，可以进行辩护。即使放弃了辩护权，仍要如实供述。假如放弃辩护权就意味着行使沉默权的话，那么，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受到“抗拒从严”的制裁。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并不矛盾。2、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对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拒绝回答，并不会因此受到追究，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回答与否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更谈不上受到追究，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我们必须放弃，这种攻心为上的政策在我国特定时期的确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在不断提高，其心理素质也是以前望尘莫及的。这项政策已在慢慢的失去其往日的光辉。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乱世用重典，治世用轻典，我们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持续上升，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必要“从严”而应以教化、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其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法律依据，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量刑取决于其所犯罪行种类及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比如一个按刑律应当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即使他将其所犯罪行向侦查机关全部坦白了，也不可能因其“坦白而从宽，其实这项政策与刑诉法第93条的规定，实际上是为惩罚保持沉默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去掉刑事诉讼第93条关于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首先，这一规定的实质即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无论是否真实都必须涉及与案件有关的一些人和事，能够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一定的线索，而且，可以与其它证据相互鉴别，有利于审核其它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违背沉默权的这一规定，越来越显露出其弊端，最突出的就是刑讯逼供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内容很明显：侦查人员（包括其他司法机关人员）有权提问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这条规定的实质在于规定司法人员审问犯罪嫌疑人必须提供与案件有关问题的义务，从而为某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可能。因此，确立沉默权的前提，就是必须放弃第93条的规定。
第四，明确沉默权的最终价值，人的尊严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沉默权制度则是保障人类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手段之一。所以，从绝对与实用的角度来说，沉默权确会使一些犯罪分子逃避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最终价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奥利旨.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的多。
第五，沉默权应当通过立法来确认，使沉默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有人认为，在侦查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但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则不享有该权利。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沉默权对我国来说是超越国情的，既无助于避免刑讯逼供，也使口供这一直接证据大为减少不利于打击犯罪，只会陡增侦破案件的难度。
笔者认为，应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于被告人的沉默权应当予以限制。
第一， 随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以及新加入公约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快了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国际条约也是我国法律的渊源之一，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又未有任何的限制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予以明确规定沉默权。
第二， 司法实践中，很多司法人员执法观念陈旧，刑侦手段相对落后，为了追求破案率，造成大量刑讯逼供现象出现，对沉默权的明确，也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以及我国刑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相一致的。
第三，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不会阻碍侦查，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如在庭审中行使了沉默权，那也就部分放弃了抗辩权，只要公诉人在法庭上提供了足以证实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的证据的，即使被告人在庭审中保持沉默，也不会妨碍对其的审理与判决。当然，在对沉默权予以明确规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要保护人权也要打击犯罪，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了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应对沉默权的行使有所限制。
其一，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被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向警方说明其到现场的时间，目的以及行为过程，不能以沉默权对抗侦查人员的讯问。
其二，如果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上，家中，住处等处发现被害人的物品以及作案工具等，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说明其来源，并提供相关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推定。
其三，在有的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会被定罪处罚，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因此，在某些特殊犯罪中可以规定例外情况，如个人行贿、受贿案件，洗钱犯罪案件以及一些金融诈骗案件等，并且应在法律上明确。如果在此范围之内，犯罪嫌疑人继续保持沉默，法庭 就有可能对其作出不利的判决。
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是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然而，它建立于一种对人权高度尊重的司法背景之下，而且伴随着对配套制度较高的要求，同时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利益带来一定的损害。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司法资源不足。而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个人权利难以充分张扬的国家来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必须会经历一个艰难过程。
我们在考虑其制度的设立时应当注意，既要解决价值问题，又要解决技术问题，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的“拉动”实践，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又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作者简介：汪红军，男，1962年7月出生，法学学士，现任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主任，法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等。
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汪红军
2004年5月12日
联系电话：0994---5824213（办）
13095062228
邮编：83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