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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缺乏理论基础，而且弊端甚多。对此，我写《反婚姻诉讼分裂法》一文中有详细论述。从现行法律制度和实际情况看，废除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缺据也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
一、废除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复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民政机关缺乏对婚姻效力判断的职能。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能和能力，更没有对争议的调查、调处、裁决权。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撤销有争议时，民政机关无论是撤销还是不撤销，都需要对婚姻事实进行调查，对婚姻效力进行判断，而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职权，超越了其职能范围。同时，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人员，也缺乏胜任此项工作的能力。在我国澳门的《民事登记法典》中，则明确规定，有关登记无效或注销，须经法院宣告。 对于登记更正，“如登记之更正会导致对被登记人或参与人之身分产生疑问，或对亲子关系之确立有所影响，则须透过在司法证明程序中所作之裁判进行更正”。 可见，对涉及婚姻登记效力判断的重大事件，登记机关自身无权解决。
2、瑕疵婚姻效力不属于“补正”范围。瑕疵婚姻效力不属于“补正”范围，不能通过“补正”解决。有人认为，登记机关对登记程序瑕疵婚姻不一定都是撤销，可以进行补正。这实际上是混淆了补正与婚姻效力确认的界限。婚姻登记机关补正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是有限的：（1）不涉及婚姻效力判断的单纯的技术性或文字性错误；（2)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并具有足以确信的证据，才可进行补正或更正；(3)补正是一种非诉活动，即在双方无争议时凭有效证据或证件（如法院判决书、公安机关有效身份证明等）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补正。对于涉及有争议的婚姻效力判断，不属于“补正”范围，无法通过补正解决。
3、民政机关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弊端甚多。有行政复议存在，就必然存在对行政复议不服或拒绝受理复议（事实上无权处理）等现象存在，这就必然滋生所谓的婚姻行政诉讼。而多增加一道行政程序，就会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当事人往往需要先到行政机关再到法院，或者法院判决后又回到行政机关，使案件在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如海南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就是这么一个涉及婚姻效力的普通案件，却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 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省高级人民法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还有些案件虽然没有这样周折，但当事人必须经历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法定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即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则必然不利。双方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起诉。可谓“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起诉”。如上犹县刘某与杨某的婚姻纠纷案件就是如此。
行政复议还人为制造法院内部“民行分裂”现象，损害司法统一。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可以从根本上为行政诉讼程序“断奶”。
婚姻效力行政复议或行政机关撤销婚姻登记，还有诸多弊端。我在《纪念废除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十周年》 等论文中有论述。
4、行政复议不包括婚姻登记效力纠纷。首先，国务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取消了行政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行政机关不受理不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婚姻登记纠纷无法进入行政复议程序。其二，从行政复议法上考察，婚姻登记效力纠纷也无法适用行政复议法。其三，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机关不具有判断婚姻效力的功能和职能。
5、废除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具有可能性。婚姻法解释三第1条所规定的婚姻效力纠纷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缺乏正当性。在现行法律上明确规定由民政机关主管的婚姻案件，事实上只有婚姻法第11条所规定的撤销胁迫结婚一种。而撤销胁迫结婚由法院统一主管更为有利，规定由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意义不大。因为民政机关受其职能限制，无法对被胁迫结婚事实和效力作出正确判断。为了便于婚姻机关判断，《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当事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撤销胁迫结婚，应当出具“能够证明被胁迫而结婚的证明材料”。北京、江苏等省市民政机关规定的条件则更为苛刻，即当事人还要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解救证明、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受胁迫结婚内容的判决书或者其他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民政机关才受理。 而据一些民政部门的同志介绍，民政机关撤销胁迫结婚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受理这类案件。因而，保留民政机关主管此类案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废除民政机关与法院共同主管，由法院统一主管是完全可以的。
二、废除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婚姻登记效力纠纷的性质决定其不能选择行政诉讼机制。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属于民事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它不能选择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具有偶然性、局限性、有限性、不彻底性、不合法性。如前所述，违反其特性和规律强行适用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纠纷，至多也只能勉强解决部分案件。这显然不符合一项诉讼制度存在的价值。作为解决某一具体纠纷的诉讼机制，不仅要与其性质相符，而且必须适用于某类纠纷的全部情形，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或指导意义。瑕疵婚姻行政诉讼不仅与其性质不合，而且只能适用少数特殊情况，这样的诉讼机制或制度，显然无法承载或完成其应有的诉讼使命，不具有担当某一具体纠纷诉讼制度的合法“资格”，不能成为解决瑕疵婚姻纠纷的选择机制。
2、行政程序解决婚姻效力无法实现行政诉讼目的 。有人认为，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效力纠纷，有利于追究行政责任，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实际上是把婚姻登记错误的行政责任，与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效力认定混为一谈。且不说婚姻登记错误绝大多数责任并不在婚姻登记机关，即使个别登记错误责任在婚姻登记机关，但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处理，则无法实现行政机关承担责任的目的。因为对于婚姻效力纠纷来讲，无论是撤销婚姻登记或对婚姻登记的否定评价，所伤害的都是婚姻当事人，并没有伤及行政机关。
对于行政机关在婚姻登记中的过错责任，应当选择使行政机关能够承担实体责任的其他责任形式（如行政赔偿责任、行政处分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等），撤销婚姻或不撤销婚姻，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实际上没有关系。
3、婚姻效力行政诉讼的缺陷无法通过修改法律解决 。由于行政诉讼程序无法解决婚姻效力案件，有人便呼吁修改行政诉讼法。实际上，行政诉讼的法律障碍，主要是其功能性障碍在法律上的表现，根本无法通过修改法律而达到目的。因为行政诉讼可供修改的内容主要是诉讼期限。但修改诉讼期限，不仅会与行政诉讼期限的性质不吻合，而且婚姻效力纠纷应当由民事调整，民事诉讼法可以调整，仅仅为了使行政诉讼能多管民事案件而修改诉讼期限，完全没有必要。同时，婚姻行政诉讼的期限也不好修改，因为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超过行政诉讼期限的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1）原告自己在婚姻登记中造假，自己起诉撤销婚姻，但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2）原告知道何时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当时知道对方造假，但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3）原告应当知道何时办理结婚登记，或者应当知道对方造假，但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4）原告不知道何时办理结婚登记，或者不知道对方当时造假，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那么，可以不受行政诉讼期限限制的情形只能是第四种，前三种情形已经超过诉讼期限，不应当受理则合乎情理和法理。因为不可能规定自己造假或知道造假或违法，可以不受行政诉讼期限限制。因而，前三种情形也难以通过修改行政诉诉讼期限解决。此外，撤销协议离婚的诉讼期限应当如何规定，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小明2001年9月29日原告曾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诸暨市红桥乡人民政府1991年1991年10月4日第2号离婚登记，因被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修改了诉讼期限，还有登记机关无过错案件，又怎么修改后符合行政案件的性质？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判断标准又如何修改？是否为了审理瑕疵婚姻纠纷，修改行政诉讼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使行政诉讼完全与民事诉讼接轨，成为“民事行政诉讼法”？因而，行政诉讼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是本质性的或功能性的障碍，无法通过修改法律解决。
从目前有些地方专门制定的婚姻行政诉讼的相关规定看，不仅许多规定与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相悖，而且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则可以减少劳民伤财的立法成本。而且行政审判人员把精力过度投入到婚姻效力等民事纠纷之中，难免影响真正行政案件的研究与审判，其结果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实际上这也涉及到整个行政审判改革的方向问题。在我看来，行政审判应当逐渐从民事纠纷中退让出来，凡是民事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动用行政程序。否则，不仅行政程序的功能难以适用，而且也影响真正行政案件的审理。比如，许多法院则被婚姻效力纠纷、房屋产权纠纷、土地权属纠纷等困扰，对真正的行政案件无法顾及或者近而远之，行政审判的真正作用没有发挥。
4、行政诉讼解决婚姻效力弊端甚多。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在法律、功能、效率上都存在缺陷，弊端甚多，已如前所述。而且，婚姻案件的特殊性要求集中审理，不宜分庭抗礼。国外大都设有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我国不少地方也设立了婚姻家庭合议庭，也有学者主张我国应当设立家事审判庭。 因而，婚姻案件审判应当走集中化、专业化道路。人为地分割婚姻案件，不仅行政诉讼功能无法适用，行政审判人员也无法胜任，影响案件审判质量。
5、废除婚姻行政诉讼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在现行法律制度上，实际上并没有关于瑕疵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规定。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八种情形的行政诉讼案，根本无法包括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将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列为行政诉讼范围，实属勉强，没有法律根据，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
6、废除瑕疵婚姻行政诉讼具有可能性 。民事程序可以解决瑕疵婚姻效力纠纷，而且比行政诉讼更有效，没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更没有必要因瑕疵婚姻对行政诉讼法作一些不必要的修改。

想以离婚来逃避债务？怎么可能！

张红圈


　　夫妻离婚后，一方对另一方所负的债务一般不承担连带责任。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增多，生活中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的现象越来越多，所谓的“假离婚真逃债”。那么，法律真的容忍这种明显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做法吗？法律对此有何规定呢？
　　一、关于夫妻共同债务
　　首先，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
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考虑两个标准：1、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即如果夫妻有共同举债之合意，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视为共同债务。　　　2、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均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则同样视为共同债务。
在时间上，夫妻共同债务形成的期间一般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婚前一方所负的债务符合条件的也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其次，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婚前一方借款购置的财产已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为购置这些财产所负的债务；
　　（二）夫妻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三）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或配偶分享所负的债务；
　　（四）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治病以及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治病所负的债务；
　　（五）因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
　　（六）因赡养负有赡养义务的老人所负的债务；
　　（七）为支付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教育、培训费用所负的债务；
　　（八）为支付正当必要的社会交往费用所负的债务；
　　（九）夫妻协议约定为共同债务的债务；
　　（十）其他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务。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夫妻“共同偿还”的责任是连带的清偿责任，不论双方是否已经离婚，均得对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自己所有的财产清偿。债权人有权向夫妻一方或双方要求清偿债务的部份或全部，它不分夫妻应承担的份额，也不分先后顺序，夫妻任何一方应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全部或部份承担债务，一方财产不足以清偿时，另一方负有清偿责任。
　　二、“假离婚真逃债”能否得逞？
　　人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想尽办法来逃债，“假离婚真逃债”就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方法。大多表现为：夫妻双方一般通过协议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一方把夫妻所有债务都负担下来，而把共同财产全部分给另一方；当债权人或法院执行时要求夫妻偿还债务，负债一方就以自己名下已无财产为由而不履行，有财产的一方则以离婚为由不负偿还责任，两人以此达到逃债的目的。待还债风波过去后，夫妻两人又共同生活在一起。
　　通俗地说，当知道需要共同承担债务时，夫妻才进行的离婚，并由此进行的明显属于规避债务的财产分割无效。即使双方感情确实破裂，也不能逃避夫妻之间的债务。《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夫妻就应共同清偿，并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无效。表面上协议离婚，掩盖逃债的非法目的，属无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也明确规定，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财产分割约定，其约定无效。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
　　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夫妻“共同偿还”的责任是无限的、连带的清偿责任，不论双方是否离婚，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自己所有的财产（包括婚前的财产）清偿。债权人有权向夫妻一方或双方要求清偿债务的部份或全部，它不分夫妻应承担的份额，也不分先后顺序，夫妻任何一方应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全部或部份承担债务，一方财产不足以清偿时，另一方负有清偿责任。在离婚时，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的约定只对彼此有效，属于内部的约定，对外并不能对抗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对此予以确认，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在债务形成的主体、对象上，既包括以夫妻双方达成合意以共同的名义所形成的债务，也包括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或者以另一方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名义从事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代理，来源于“家事代理权”的制度，即夫妻于日常家务互为代理人。
　　夫妻对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不论其名义上是否以一方为债务人，均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原因，在于夫妻双方都因该债务而得益或者是避免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或损失，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对该债务负共同偿还责任是合理的。
　　四、案例介绍
　　2001年4月，吴大志（化名）、林淋（化名）夫妻两人开办了某电动自行车配件厂，为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厂家提供车架等配件，由吴大志具体负责经营，林淋分管日常管理。
　　刚开始的两三年间，与电动自行车厂的供货业务往来正常，后来由于该厂的配件质量不过关，加上市场竞争的关系，生产的配件大量积压，至2005年年底已赊欠与该厂建立“上水道”业务关系的供货商洪某、季某货款共173000元。2006年4月，在多次因催讨索要未成后，洪某和季某分别将电动自行车配件厂法人代表吴大志诉至人民法院。去年7月，因业务往来关系明确，法院分别判决吴大志全额给付季某、洪某货款。
　　吴大志、林淋夫妻俩虽然知道欠款是真，法院判决也没错，但想到这几年自己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如果履行法院判决，自己几乎倾家荡产。为使法院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两人于2006年8月8日协议离婚，约定财产全部归林淋所有，并于8月18日更换了该厂的法人代表，17万多元的债务由吴大志偿还。8月30日，法院向吴大志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履行法院判决。此时，法院才发现吴大志已与妻子离婚，并将所有财产转移到林淋的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9月20日，季某、洪某一起向法院提出申请，认为吴大志和林淋用离婚方式逃避债务，要求追加林淋为被执行人。10月中旬，林淋得知法院将自己列为被执行人，也要让其承担债务后，马上到工商部门将该电动自行车配件厂注销，将该厂的机器、产品变卖。去年12月6日，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认为吴大志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执行中，吴大志和林淋都不肯提供可供法院执行的财产，被法院分别予以15日和7日的司法拘留。
　　3月上旬，吴大志和林淋分别收到了再次执行通知书，要求于3月底前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否则将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以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案例解析：《婚姻法》第25条规定，当事人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因为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基于夫妻身份关系产生的连带责任并不因身份关系的解除而消失。一旦被认定为共同债务，无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夫妻双方都有偿还的义务，且权利人主张夫妻双方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范围并不仅限于离婚时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对于夫妻双方的所有个人财产都可主张。当然，夫妻一方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可凭离婚协议或者法院的生效文书向另一方追偿。因此，债权人在起诉时将债务人的前配偶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在申请执行时追加其为共同被申请执行人都是完全可以的。
　　因此，想以离婚的方式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河南仰天律师事务 张红圈律师，从事10年法官、8年律师工作以来，依法维护了大量房地产、合同纠纷、侵权赔偿、知识产权等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先后为洛阳新安电力集团、河南第二火电建设公司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提供综合法律服务，并受聘于河南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等多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为其正确决策和日常工作提供专家咨询和法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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