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2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76号）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已于2002年10月31日经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2002年10月31日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特定保护区域。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实行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的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建设、规划、财政、水利、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基本农田保护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列为规划的重要内容，明确基本农田保护的布局安排、数量指标和质量要求。
县级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蔬菜生产基地布局、建设、保护的指导和管理。在已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应当有与城镇居民生活需要相适应的蔬菜生产基地，保证必要的蔬菜生产能力。
第七条 符合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土地开发、整理后建成的标准农田和新增加的连片耕地、良种繁育基地以及其他按规定需要实行特殊保护的耕地，可以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八条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实行指标控制。省人民政府划定的基本农田数量应当不低于国务院下达的保护数量指标，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划定的基本农田数量不得低于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保护数量指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第九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以乡（镇）为单位进行划区定界，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予以公告，并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绘制图纸，登记造册，建立档案，抄送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属于蔬菜生产基地的，应当单独设立保护标志。
基本农田划区定界后，应当依法验收确认。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土地、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基本农田的地力分等定级、土壤肥力长期监测、环境污染监测和评价等工作，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或者占用。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批准立项的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需要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土地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其中涉及占用蔬菜生产基地的，报省人民政府审核前，应当征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经依法批准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并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补充划入基本农田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实施和验收。
第十二条 因城市总体规划调整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建设经依法批准后占用基本农田，有关市、县在本行政区域内无法补充划入数量和质量相当的基本农田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内，委托本省其他行政区域在当地划定相应数量和质量的基本农田代为保护（以下简称基本农田易地代保）。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委托方应当向受委托方支付基本农田建设保护的补偿费用。补偿费用由受委托方纳入财政专户，专款用于基本农田建设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第十三条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受委托方完成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数量指标后方可接受委托。
受委托方用于代保的耕地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需要退耕还林、还湖的耕地、土壤贫瘠的耕地以及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因城市建设和近期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内的耕地不得用于代保。
受委托方接受委托后，应当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标准划定易地代保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设立保护标志，落实相应保护措施。
受委托方接受委托后，不得转委托其他行政区域进行基本农田易地代保。
第十四条 易地代保的基本农田划区定界后，由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基本农田的条件和标准验收确认。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补划。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委托方和受委托方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基本农田易地代保行为。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等有关税费。
耕地开垦费统一纳入造地改田资金，具体收缴和使用管理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建窑、建房、建坟、采石、采矿、挖砂、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以及排放、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
（二）侵占或者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施；
（三）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
第十七条 利用基本农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应当保护耕地种植条件。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水利、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鼓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增加对基本农田的资金、劳力投入，合理保养土地，提高地力，防止基本农田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一）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二）超过批准数量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三）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
（四）买卖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转让基本农田的。
第二十条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委托方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委托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委托行为无效，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受委托方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接受基本农田易地代保或者经批准接受基本农田易地代保后不按照规定条件和标准划定并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的批准机关和其他有关监督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批准基本农田易地代保，或者对易地代保的基本农田未按本条例规定进行验收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侵占、挪用基本农田建设保护的补偿费用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退还，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侵占或者损坏基本农田保护区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毁坏耕地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种植条件，逾期不恢复的，处以所毁耕地开垦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1994年7月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蔬菜基地建设保护条例》、1994年8月31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电信业的产权制度与有效竞争
王春晖
从哲学的角度讲，构成事物的多种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也是矛盾特殊性的重要表现。 主要矛盾是在一个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纵观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历程，笔者认为中国电信业有效竞争无法形成的主要矛盾是产权问题。虽然中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以来经历了数次拆分和重组，但是新的市场进入者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结果是仅仅打破了厂商界面的垄断，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电信市场竞争。即使是已经上市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其公司可流通的股份在其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可流通的份额和可用于市场化决策的权力是不对称的。例如，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而中国移动(香港)集团有限公司则属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际上中国移动集团持有上市公司75.7%的股权，剩余24.3%的股份由公众人士持有；中国联通集团公司通过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中国联通上市公司62.9%的股权，上海A股市场公众人士持有14.52%的股份，香港、纽约公众人士持有22.58%的剩余股份；中国电信继2004年5月在香港股市增发新股、实行全球配售以后，2004年6月从母公司回购湖北电信等十省电信公司的资产。尽管与上市之初相比，股权结构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仍然拥有上市公司72.09%的股权，国内其他国有股东仅持有10.76%的股份，公众人士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只有17.15%。因此，国内电信企业无论上市与否，股权结构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股权构成相对单一，国有股权占据绝对控制地位，且一股独大现象严重，所引发的是预算软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滥用支配地位。 虽然各公司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但从所有权主体上看，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如果在竞争中任何一个公司受到重创，遭受损失的只能是国家。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经营可替代性电信产品的运营商的业务越好，就意味着另一个同类电信运营商经营的国有资产的损失，电信市场频繁的恶性价格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单一国有资本导致所有者缺位，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为产生“寻租”行为，必然赋予企业许多非经济目标，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行为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市场行为，它并不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目标。
从国际电信业的产权结构看，国外电信企业已经意识到单一产权结构带来的弊端以及在产权多元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先后有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的电信业引入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世界范围内的电信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因此，中国电信业要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必须实行多元的产权主体，并实行公平的游戏规则。因为竞争的前提是产权主体和结构必须是多元的或不同的，否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笔者认为，国家在允许国外资本介入中国电信服务业之前，应先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介入。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下一步要将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等方式实现国企产权多元化，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基础电信业等7大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将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 笔者对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的模式有三大担心：
1、中国基础电信业的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会影响电信市场效竞争的形成。 事实上，中国电信业需要的绝不是几家国有的电信控股公司，而需要的是所有的电信运营商都成为有竞争力的运营企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拉丰曾所讲的，竞争首先需要的是有足够实力的竞争者，否则就会造成无效竞争和重复建设。
2、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会影响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的引进。道理很简单，只有对方控股时，其利益更大时，才能把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源源不断地配套进来。实际上，公司谁控股无关紧要，他赚钱，我收税，他获利，我就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引进的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私有的，只要我们有完善的监管措施，是不会影响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的。
3、基础电信业的独资和绝对控股与GATS的规则相悖。按照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对于承诺市场准入的服务，除了承诺表所规定的条件和限制外，不得对外国资本的参与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人的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额进行限制的措施。
同时，笔者对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实行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模式还有两种疑虑：
1、国家电信控股集团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公司的决策与政府的决策的区别就不大，这又如何能减少政府对公司业务活动的行政干预呢？那么如果是这样，政企分开就是一句空话。
2、国家电信控股集团所控制的子公司不止一家，这些子公司有盈利的，也有亏损的，国家控股集团从全面利益出发，很可能把盈利的子公司的利润抽走，用于补贴亏损的子公司。这样又形成了新的“大锅饭”。
应该指出，电信业的有效竞争是基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理性竞争的市场效率。在中国谈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就是基础电信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建立基础电信业的多元投资主体，才会解决上述矛盾。首先，由于多方出资，新增投资或技术，有利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增加竞争能力，扩大市场份额；其次，由于多方出资，董事会的成份多样化，从而政府的行政干预就会减少，董事会的独立就会扩大；再次，由于多元的投资主体，各个投资主体都关心公司的发展前景，因此，便于公司扩展业务，开拓市场。可以想象，一个国家的电信市场仅由几家独资或绝对控股的国有电信公司经营，那将是一个没有实质性竞争对手和缺失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对国有电信公司进行拆分的问题了，而是如可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有效竞争的问题。否则，中国电信业改革就不能深入，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