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9月4日福建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0年7月3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决定进行修正 1994年9月1日起施行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将本文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用于生活需要的社会成员。
第三条 为社会提供商品、服务的经济组织和个人（简称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行政、司法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必须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第五条 凡在本省范围内从事上述生产经营活动的，均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六条 消费者依法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
第七条 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商品、服务的真实情况。
（二）自由选择商品、服务。
（三）了解和选择商品、服务时不受欺诈。
（四）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有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保障。
（五）购买的商品原有缺陷，有权要求修、换、退。
（六）受到商品和服务原有缺陷的损害，有权要求经济赔偿或赔礼道歉；有权提出批评、建议或投诉、起诉。
第三章 社会监督
第八条 消费者委员会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团体。
第九条 消费者委员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接受消费者投诉，对投诉事件进行调查、调解；对小额投诉经调解不成的，可以仲裁；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可以移送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二）组织或协同有关部门对商品和服务进行检查和测定。
（三）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批评、揭露，必要时公布其厂商字号。
（四）协同有关部门查处假、冒、劣商品。
（五）参与评选或撤销优质名牌产品活动。
（六）参与草拟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规、规章。
（七）监督商品、服务标准化规定的实施。
（八）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对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质询。
（九）支持或者代表不特定的多数消费者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十）开展同国内外消费者组织的交流和合作活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商行政、标准计量、商检、物价、卫生、防疫等行政管理部门应责令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赔偿经济损失或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罚款、没收、限期整顿、吊销营业执照、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腐烂变质或明令淘汰、过期失效商品的。
（二）生产经营按规定必须附有说明书、标明厂名、厂址的商品，而不附说明书、不标明厂名、厂址的。
（三）生产经营应规定有效期的商品，而不标明出厂日期及有效期限的。
（四）进口商品未按国家规定检验而进入市场的。
（五）生产经营不符合现行国家质量标准，危害消费者安全或健康的商品的。
（六）违反国家价格规定的。
（七）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掺假掺杂、短斤少两的。
（八）冒充注册商标或假冒他人注册商标。
（九）做虚假广告的。
（十）经销商品硬性搭配的。
（十一）按国家规定或双方约定应当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而不履行的。
（十二）妨碍消费者委员会或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者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生产经营者的管理，对本条例第十条所列行为，主管部门应严肃查处。
第十二条 消费者因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由销售单位负责赔偿。
第五章 时效和处理程序
第十三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当按照以下时效请求保护。
（一）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在期限以内。
（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在一年以内。
（三）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在一年以内。
第十四条 时效时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法律、法规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从规定。
第十五条 对投诉案件，消费者委员会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日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立案后，应当在四十五日以内进行调查、调解或者仲裁。
第十六条 行政管理部门对消费者直接投诉的案件，或者由消费者委员会移送的投诉案件，应当及时、正确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消费者委员会对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质询，须经消费者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十五日以内对质询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八条 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委员会的仲裁或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委员会的仲裁或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应当执行，逾期不执行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仲裁决定的消费者委员会或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委员会或者行政管理部门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条例所称的“以内”，包括本数。
第二十一条 农村消费者为发展农副业生产，有偿获得农业生产资料和接受相关服务，由此与生产经营者发生纠纷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由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1987年12月1日起实施。
附1：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小额投诉仲裁办法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消费者小额投诉，限于单项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在一万元以内；关于商品房质量纠纷的案件金额不受此限。
第三条 本省县级（含县级）以上的消费者委员会，设仲裁委员会，办理消费者的小额投诉。
第四条 仲裁委员会对小额投诉，应当先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仲裁。仲裁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第五条 当事人委托他人代理投诉的，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委托书。委托书要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六条 消费者一方，三人以上联合投诉，可以推举代表代理。
第七条 小额投诉由销售或服务地的仲裁委员会管辖。
第八条 当事人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已立案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若干人组成。
第十条 仲裁委员会必须设专职仲裁员。还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律工作者担任兼职仲裁员。兼职仲裁员和专职仲裁员在仲裁时享有同等权利。
第十一条 小额投诉，一般由仲裁员一人裁决。
必要时，由仲裁员二人和仲裁委员会指定的首席仲裁员一人组成仲裁庭裁决。
仲裁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疑难案件的处理，可以提交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
办理案件，要由书记员制作笔录，仲裁员签名。评议中有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录。
第十二条 仲裁人员与投诉有利害关联，应当申请回避。当事人有权要求与投诉有利害关联的仲裁人员回避。
首席仲裁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员的回避，由首席仲裁员决定。
第十三条 投诉人应当递交申请书及副本。
申请书应当写明投诉方和被诉方的姓名或名称、住址；申请的理由和要求；证据、证人姓名和住址。
第十四条 投诉申请符合本办法，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十日内立案；不符合的，在十日内通知投诉方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立案后，应当在四十五日以内进行调查、调解或者仲裁。疑难案件，经上一级消费者委员会批准，可延长十五天。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在受理投诉的三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诉方；被诉方收到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三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
第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就投诉事项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应当如实地提供材料，出具证明。
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受托单位要按相应标准认真鉴定，出具鉴定报告。
第十七条 仲裁庭在开庭前三天，应当将开庭时间、地点，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经两次通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作缺席仲裁。
第十八条 仲裁决定书应当写明：
（一）投诉方和被诉方的姓名或名称、地址及其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姓名、职务、地址；
（二）申请的理由、争议的事实和要求；
（三）裁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
（四）裁决的结果和仲裁费用的负担；
（五）不服裁决的起诉期限。
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的印章。
双方当事人对裁决内容当即履行的，可不制作仲裁决定书，但要记录在案。
第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不服的，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上级仲裁委员会对下级仲裁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在裁决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发现有错误的，有权撤销原裁决指令重新裁决。
重新裁决案件，应当另行组成仲裁庭进行。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调解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逾期不履行，仲裁委员会可申请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执行。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应当交纳仲裁费。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案件受理费由投诉人按以下标准交纳：
（一）投诉标的100元以上至500元（含500元）的，交纳5元；
（二）投诉标的500元以上至1000元的，交纳10元；
（三）投诉标的1000元以上至5000元的，交纳20元；
（四）投诉标的100元（含100元）以下的，按标的百分之五交纳受理费。
案件处理费（包括鉴定费、测试费、旅差费和证人的误工补贴等）按实际开支收取。
仲裁费由投诉人预交。
案件处理终结，仲裁费由败诉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按比例分担。
第二十三条 经仲裁庭调解达到协议的，仲裁费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分担。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2：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代表起诉办法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县级以上（含县级）的消费者委员会，可以支持或代表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生产经营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条 消费者委员会行使代表起诉权，须经消费者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在全委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批准。必要时，消费者委员会会长也可批准，但必须在行使代表起诉权之后三日以内，向常委会作出书面报告。
第四条 消费者委员会委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消费者委员会提出行使代表起诉权的建议，建议应用书面形式。建议书应当写明：
（一）建议人姓名、地址、单位、职务；
（二）被诉方姓名或单位名称、地址；
（三）建议的理由和要求，以及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证据、证人姓名和地址。
第五条 消费者委员会代表消费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受侵害的必须是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
（二）消费者未以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尚未作出处理或处理不当的；
（四）案件的主要事实基本清楚。
第六条 消费者委员会代表消费者起诉，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进行。
第七条 消费者委员会对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控告。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3：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质询办法
第一条 根据《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县级以上（含县级）的消费者委员会，就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可以对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质询。
第三条 消费者委员会行使质询权须经消费者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在全委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
第四条 消费者委员会委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消费者委员会提出行使质询权的建议。建议应用书面形式，建议书应当写明：
（一）建议人姓名、地址、单位、职务；
（二）被质询方名称、地址；
（三）建议的理由和要求，以及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四）证据、证人姓名和地址。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消费者委员会可以行使质询权：
（一）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投诉案件，拒不受理或久拖不决的；
（二）妨碍消费者委员会依法执行公务的；
（三）其它不依照法律、法规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责的。
第六条 消费者委员会认为需要对上级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质询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上级消费者委员会提出质询建议，由上级消费者委员会进行质询。
第七条 消费者委员会行使质询权应当递交质询书。写明质询事由，要求答复的问题和时间，并且加盖公章。
第八条 被质询单位应当在接到质询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九条 被质询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质询的，消费者委员会要及时向上级消费者委员会和被质询单位的上级机关报告。必要时，可以公开揭露批评。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0年7月3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987年9月4日颁发、同年12月1日实施以来，有力地制止了制售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条例》的某些条款需要进行修改和补充。根据我省的
实际情况，决定对《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八条增加一款，“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委员会的仲裁或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应当执行，逾期不执行又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由作出仲裁决定的消费者委员会或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二、增加一条，即第二十一条（原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分别顺延为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农村消费者为发展农副业生产，有偿获得农业生产资料和接受相关服务，由此与生产经营者发生纠纷的，适用本条例规定。”
三、原《条例（草案）说明》规定：“消费者委员会所仲裁的案件，目前只宜限定在五千元以下的小额经济纠纷。”现修改为：“消费者委员会所仲裁的案件，限定在一万元以下的小额经济纠纷。关于商品房质量纠纷的案件金额不受此限。”
四、将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于1988年制定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备案的《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小额投诉仲裁办法》、《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代表起诉办法》和《福建省消费者委员会质询办法》等三个实施办法作为《条例》的附件。
1987年9月4日
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
曾明生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 宪法发展 刑法目的 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 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 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 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 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仍应关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及刑法目的与宪法目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刑法又是实现国家宪法目的的手段。申言之，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与宪法目的及条文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刑法规范及刑法目的应受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导及其限制。因为宪法是刑法最根本的渊源，刑法来源于宪法，而且受制于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以宪法为根据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违反宪法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都无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刑法规范也是无效的。可见，国家刑事立法权、司法权和刑罚权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宪政宪法”的条文及其所蕴涵的法治目的和价值观。惟有如此生成的刑法目的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及道统性（即体现人本与自由）。
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开始注重从宪政角度构建刑事法律和刑事法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合宪性大多局限在法规范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宪政意义，内含刑法目的之合宪性的追求。宪政不仅是刑法规范的基础，而且首先应是刑法目的之基础。考察刑法的宪政基础，不仅是对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视，也是对刑法目的合宪性的考量。作为立法与司法动力源的刑法目的接受合宪性的考量，理应首当其冲。不论立法者的刑法目的，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当加强人权保障的份量。我们应着实贯彻实施刑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当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继续清除刑法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陈腐观念，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以及为刑法领域建构违宪审查制度作好理念准备。基于国权主义刑法观较强的特殊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宜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以强调该原则蕴涵的人权、自由及公正等目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至上地位”，并对违宪审查机制加以完善，增强其确定性、稳定性和保障性。由此极大地彰显政治文明、法治、公正及其人道，而对这些目标、价值的追求，也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秩序之价值目标相辅相成。我国正进行宪政改革、现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行将步入“宪政宪法”时代，建设“宪政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必将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人，汉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笔者谨此感谢本人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屈学武教授就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本文已发表于《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