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个体工商业管理暂行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个体工商业管理暂行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3月10日辽宁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从业人员
第三章 经营范围
第四章 经营形式
第五章 登记程序
第六章 扶持保护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为了扶持个体工商业，保护其合法权益，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乡个体工商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要长期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方针。充分发挥个体工商业在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和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条 对城乡个体工商业，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行政管理。税务、物价、银行、商业、粮食、物资、城建、交通、卫生、公安、专卖和乡镇企业等有关部门，应从各方面互相配合加强管理，支持和保护个体工商业，促进其健康发展。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服从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从业人员
第四条 凡下列人员具有相应资金和开业条件的，可以申请从事经营个体工商业：
（一）城镇待业青年和其他待业人员；
（二）乡村农民；
（三）国家政策允许从事经营个体工商业的其他人员。
第五条 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个体工商业者可以按国家政策规定，请帮手带学徒。
第三章 经营范围
第六条 个体工商业者根据本人条件和社会需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从事适合个体劳动者生产、经营的小型工业、手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建筑修缮业、运输业、贩运业以及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其它行业。
第七条 允许个体工商业者以一业为主，兼营有连带性的行业。
第四章 经营形式
第八条 个体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形式允许灵活多样。可以从事国家政策允许的来料加工、自产自销；也可以经销代销，代购代运，零售与批发兼营；可以固定门市，摆摊设点，也可以流动服务，长途贩运等。
第九条 个体工商业可以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可以联合经营。
第五章 登记程序
第十条 申请从事个体工商业，须持户口簿和本人身份证明，到市、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授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所登记，经核准领取营业执照。申请从事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需建营业用房或摊亭用地，须先经城建部门批准；申请从事个体旅店业、刻字业、寄卖业，须经当
地公安部门审查同意；申请从事个体机动车船运输，须先具备车船牌照，驾驶执照，保险凭证，并经市、县、区交通部门审查同意；申请从事个体饮食业、食品业、理发业、浴池业、旅店业，须取得卫生部门的卫生许可证、业主和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申请从事技术性较强的行业，
需取得市、县、区有关部门的技术考核证明。
第十一条 农民申请进县乡镇务工经商，须持原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证明；进城市经营城市所需行业，须持原户籍所在地乡政府证明，向所到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开业执照。
第十二条 工商行政管理及有关部门，对从事个体工商业的营业执照、开业申请及经营场地、营运路线、卫生许可等申请，应及时审查办理，不得无故拖延。不能及时办理的，应说明情况，并将审定结果通知本人。
第六章 扶持保护
第十三条 国家保护个体工商业者的正当经营和合法权益。个体工商业者从事政策允许的经营及其拥有的资金、物资、设备等，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侵犯个体工商业者人身、财产权利的，有关部门要严肃处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商行政管理、城建、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对发展个体工商业所需要经营场地、营运路线，要纳入城镇建设规划和营运路线计划，予以安排。凡经批准的经营网点、场地和营运路线，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驱赶、排挤。国家需要必须动
迁的，应按国家和省、市政府有关规定为其另行安排适当地点，并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五条 个体工商业者所需货源、原材料、燃料等，属于物资、商业等部门计划供应的，有关部门应积极纳入计划，统筹安排。允许个体工商业者通过正当手段，自行组织货源和采购原材料。
第十六条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具有同经营规模相应数额的自有资金，才可以在银行或信用社开立帐户；才可以向银行或信用社申请贷款。
第十七条 个体工商业者，可以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起字号、刻图章。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注册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个体商业者在经营活动中，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同法人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业者除依法交纳税金和按国务院、省人民政府规定应当交纳的费用外，其他部门不准向其乱收费用。违者，个体工商业者有权拒付。
第二十条 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其吊销权在县、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它部门和单位无权扣缴。违者，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责任者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 从事盈利微薄行业和生活确有困难的个体工商业者，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减免税金和管理费。
第二十二条 个体工商业者同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一样，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
第二十三条 工商行政管理和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模范执行国家有关个体经济的政策法令，坚持原则，遵守纪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对犯有敲诈勒索、收贿受贿、营私舞弊等违法行为的，要从严处理。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个体工商业者一律凭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不准随意改变经营范围和场地。取缔无照经营。
第二十五条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每年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验照手续。逾期不办理的，按自动废业处理。
第二十六条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建立收支帐簿，如实向税务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报经营额和收入；在同一市、县、区设有两处以上生产经营网点的，必须统一核算，计算盈亏。
第二十七条 个体工商业者合并、转业，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提前十五天办理手续；歇业的在歇业后十天内办理注销手续。违者，经教育不改，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 个体工商业者领取营业执照后，无故不经营达三个月者，视为自动废业，收回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个体工商业者变更住址、字号、负责人、从业人员、生产经营范围、经营形式、场地等，均须在变更前十天内向原审批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城建、公安等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违者，经教育不改，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个体工商业者不准转借、出卖、出租、涂改营业执照。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吊销营业执照，没收非法所得或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条 偷税漏税的，由税务部门按税法规定处理；凡不服从管理，拒交管理费、卫生费和占地费的由有关部门处理。经教育不改者，除按规定补交费用外，要加收一倍以下滞纳金；屡教不改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二条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执行国家物价政策，凡经营国家统一价格的商品，必须执行规定的零售牌价。自行购进的议价商品和用议价原材料加工的产品，可以按市场物价管理的有关规定随行就市，合理定价。
第三十三条 个体工商业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讲究职业道德，从事正当经营。凡是破坏国家计划，就地转手加价，哄抬物价，欺行霸市，缺斤少两，掺杂使假，出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其他禁售商品等违法经营以及有行贿行为的，要视其情节及后果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或没
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被处罚的个体工商业者，对处罚不服的，可在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既不申请复议，又拒不服从处罚的，视其情节由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执行，或依法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省内以前颁发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相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1986年5月1日起施行。
1986年3月10日
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