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出台实施工会法办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出台实施工会法办法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2号)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已由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04年9月24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9月24日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职工户籍、就业期限、就业形式为理由，也不得以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手段阻挠、限制职工依法参加工会。
第三条 省、市、县（区）建立总工会。
乡镇、城市街道以及企业或者职工较多的村可以建立基层工会的联合会。
同一行业或者性质相近的几个行业，可以根据需要建立产业工会，或者建立区域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由下一级工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适当比例的会员代表组成。
第四条 具备设立工会组织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经济组织在开业或者设立之日起六个月内应当建立工会组织。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上级工会可以督促并派员帮助、指导建立工会筹建组织，发展会员，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工会组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延或阻挠。
第五条 工会会员劳动关系变更，会籍转入变更后的单位工会，变更后的单位未建立工会的，由变更后所在地工会管理会籍。
尚未组建工会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可由在本单位工作，并且其会籍由所在地工会管理的十名以上会员联名，向上一级工会申报建立工会。
第六条 工会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的，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岗位。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事先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同意并报上一级工会。上一级工会应当在接到征求意见函后十日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七条 各级工会的经费审查委员会，对工会经费收支和财产管理情况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向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由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八条 女职工十人以上的单位，可以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由同级工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也可以召开女职工会员大会或者女职工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女职工委员会维护女职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工会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努力完成生产任务和工作任务。开展劳动竞赛和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技术创新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活动。
工会根据政府委托，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
者的评选、表彰、培养和管理工作，宣传他们的事迹，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第十条 工会应当依法监督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与同级工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报工作情况，研究解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定期召开协商会议，就劳动争议的预防、集体劳动争议和劳动关系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应当会同当地的工会组织和企业方面的代表建立协商劳动关系的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本区域内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
第十一条 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 各级工会可以建立困难职工帮扶和法律援助机制，为困难职工提供帮助。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定，有下列侵犯职工劳动权益情形之一的，工会应当代表职工与其交涉，要求停止侵害，采取措施予以改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当研究处理，并在接到工会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工会；逾期不答复或者不改正的，工会可以提请劳动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工会处理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通知工会：（一）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或者支付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二）不提供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条件，或者劳动安全卫生设施、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三）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或者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的；（四）未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五）侵犯女职工或者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职工特殊权益的；（六）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七）不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八）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管理人员对职工殴打、体罚、搜身、限制人身自由、侮辱人格、扣押身份证件等侵犯人身权利的，工会有权制止，并要求本单位采取措施处理；情节严重的，工会应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五条 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的，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工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职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
第十六条 工会参加企业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乡镇、城市街道以及村工会和产业工会，可以会同有关方面的代表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本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向前款所述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有同级工会代表参加。
第十七条 工会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相关人员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工会依法对劳动安全卫生工作实施监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违反劳动安全卫生法律、法规的，工会有权要求纠正；拒不纠正的，工会可以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发生伤亡事故或出现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和健康的情况时，工会应当及时向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向上一级工会报告。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在收到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
第十九条 工会依照国家规定对新建、扩建企业和技术改造工程中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情况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 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决定的事项，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办理。
第二十一条 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有关生产经营和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目标、重大技术改造方案、重大工程招投标等应当适时向职工通报。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制定、修改规章制度，研究劳动就业和工资、福利分配方案，以及落实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有工会代表参加。工会可以对以上事项提出建议，所在单位应当对工会的建议给予答复。
第二十二条 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从事工会工作，每月不超过三个工作日；从事工会工作期间工资及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基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业务培训或者依法从事劳动法律监督、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经所在单位同意，不受前款规定的三个工作日的限制。
第二十三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当于每月十五日前，按照本单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本单位工会拨缴工会经费。职工工资总额按照国家的规定确定。所在单位工会或上级工会应当对工会经费的拨缴情况实施审查监督。
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由财政拨款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会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按月及时足额直接划拨本级地方总工会。地方总工会在收到财政划拨的工会经费的五个工作日内按规定比例上解和回拨。
第二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济组织自工会筹建组织成立之日起，由市、县（区）总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按照《工会法》有关工会经费数额的规定对其收取建会筹备金，待工会建立后，按照工会经费管理的规定返还给该工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其他经济组织，应当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活动场所等条件。
第二十六条 在城市建设中确需拆迁、改建工会所属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疗养院、职工学校等职工活动场所，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征求工会的意见，并在拆迁、改建所需土地和资金方面予以保障。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总工会、产业工会和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可以依法登记设立为职工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
工会对其登记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工会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其财产，不得干涉其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八条 工会的财产、经费和政府、单位拨给工会使用的不动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任意调拨。基层工会经费和用工会经费购置的财产，不得作为所在单位的经费和财产予以冻结、查封、扣押或者作其他处理。
工会组织合并，其经费、财产归合并后的工会所有；工会组织分立、撤销或者解散，其经费、财产应当在上一级工会的主持下进行审查处理。
工会资产由工会组织进行清查登记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总工会的离休、退休人员的待遇标准和资金来源，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等对待。
第三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人事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一）不按照《工会法》规定的程序调动工会主席、副主席工作岗位，又拒不纠正的；（二）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的；（三）无正当理由降低工会工作人员工资的；（四）无正当理由解除工会工作人员劳动合同的；（五）违反法律、法规有关劳动合同延长期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六）其他打击报复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恢复其工作，并补发被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应得的报酬和福利待遇；未恢复工作的，责令给予本人上年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按照规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被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被调动工作岗位导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二）职工因参加工会活动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第三十二条 工会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分；情节严重的，依照《中国工会章程》予以罢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二）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监督而不履行监督职责的；
（三）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发生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和健康的问题，不及时报告或者不依法调查的；（四）造成工会资产流失的；（五）截留、挪用、侵占或者贪污工会经费的。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自然法是什么？
——登特列夫的回答
中国政法大学2006级法学理论专业 杨天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
引言
登特列夫在其经典著作《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序言中谦虚、深沉而充满激情的写道：“如果这么单薄的论文也配题献给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把它题献给稍后的黯淡岁月中的诸多友人，他们的事迹证明了，确有一种唯一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存在。”我想，登氏所谓的这种唯一的神圣到值得我们为之效死的天地大法，不是别的，正是能代表人类正义、反映人类本性、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的自然法。这自然法虽不为我们所见，却时时处处指导着作为人类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在人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着某些所谓的“强权即是公理”的实在法大声说“不”。这自然法并非显而易见的规则体系，而毋宁是一种价值观念。那么，登氏又是如何来阐释这玄之又玄的“自然法”呢？
一、对“自然法”范围的限定及其研究路径
登氏在此书的开篇“导论”部分首先作出声明：“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登氏一开始就把自然法视为一种观念而非一种确定的客观实在；他把探讨范围限定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范围之内。而探讨的路径不外乎历史与哲学两种。“但是以上两种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历史的路径不但繁琐沉重，而且往往会误导我们认为“自然法有十足连续的历史”，这种形式上的连续性让我们混淆了同一个名词（即自然法）所包含的不同观念和体现的不同思想。因为“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哲学的路径无疑可以摆脱历史路径带来的这种弊端，我们可以通过哲学的路径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之下的不同自然法观念的真正内涵并加以区分，却使我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这样以来，不但可以准确把握历史上各种“自然法”观念的内涵，而且能够正确定位这些内涵各异的“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二、“自然法”在历史或现实中之不同面相
在“自然法”抽象而学究的外观之下，我们可以在历史或现实中看到其所呈现的不同面相。登氏的著作中提及的第一个“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的自然法之面相就是透过《查士丁尼法典》所展现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罗马法的遗产能够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其中的自然法观念功不可没。这观念使《查士丁尼法典》以全人类为立法对象，并自命具有普遍效力，而且这效力来源并非武力，而是“理性”——“法律之固有的尊严”。罗马时代的法学家们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之上苦心孤诣地探求一种“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时代的永恒不变”（西塞罗语）的法律，这法律之所以如此神圣永恒，正是因为其以斯多葛学派的“人性普遍”与“人类平等”等哲学思想为基础，而不管是罗马人或者是雅典人，都无法摆脱这种相似而平等的人性而变为另一种生物。《罗马法大全》的编纂者们在其“文摘”部分煞费苦心的录入不同的法学家关于“自然法”、“国际法”、“国内法”等歧异明显的定义和法律的分类，也许是为了说明，自有各种具有不同效力范围的“法”存在，而不管法学家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这些不同。以罗马法的自然法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这个“无与伦比的完整而和谐的法律体系”不但颇为梅因所赞赏，而且登氏还提醒我们，罗马的法律传统，教导了西方世界把法律视为人类之共同本质，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律家抱有一项要求——要求法律符合于自然，符合于公道与正义。正是这项要求，使他们的自然法观念赋予法律一种固有的尊严与价值。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呈现的另一个面相就是“一个完整伦理体系之基石”。自然法观念在中世纪成功地使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相结合，这固然要归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学者。“依教会法学者，自然法可以溯源至上帝，它的教诫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乃是因为它经过天启的证实与推行。”自然法由此获得上帝赋予的神圣性，而自然法之中包含的“人类理性”等哲学概念对基督教信仰也不无裨益。“自然法”实在是俗世智慧与神学智慧所共同体现的人类智慧之结晶。中世纪哲学之最伟大的代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旷世巨著《神学大全》中对自然法观念作了一番全新的阐述。阿奎那所谓的“自然理性之光”即“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即“人类”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登特列夫把阿奎那的自然法观念之贡献归结为三点：第一，阿奎那把自然法视为人之尊严与能力之表现。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自然法得以成为人类专属的诫律。第二，阿奎那把自然法设想为道德之基础。因为人类得自于上帝的理性以及人性因此所具有的尊严与能力，体现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国家从而成为自然道德之最高表现。世俗权威因此得以正名。第三，阿奎那的自然法成为评判人类社会政治体制之好坏的最高准则。在这一点上，阿奎那认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这正义的涵义虽然有点含糊，但是不合正义的事以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为标准的话却是易于判断的。人类并没有义务去服从那种不合正义的法律，即便他身为此种法律之下的臣民。
“自然法”观念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第三个面相，或者说是巨大的历史功绩，充分体现在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中，而且使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深入人心，甚至写入人类社会的法律典籍。登氏称其为“自然权利的理论”。这套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理论之建立者荷兰人格老秀斯将自然法观念翻新改造并作出了自己的阐释。他有一句名言：“即使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也仍然不失其效力。”他甚至拿数学来作类比，声称：“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自然法是不证自明的，它也许来源于上帝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上帝。自然法之理性证据已然充分。于是自然法得以脱离神学的束缚，成为“俗世的”观念和智慧。第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发轫于个体之间的协议的契约观念。正如康德所言：“要把个体的自然权利置入国家架构之内，契约观念是唯一可行的法子。”登氏总结道：“就形式而言，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这套理论的激进充分表现在它为人权所作的的辩护上，这种凭借自然法之力量而自然地属于人的权利因而得以对既存体制进行抗辩或挑战。
三、“自然法”与“法律之本质”
法律是命令抑或正义？“自然法”明确摒弃“法律即是命令”的观念。法律何以不能是“主权者的命令”？如果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那么主权者便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其独立于法律之外。但是主权者并不能免除一切法律义务，否则便是不折不扣的强权与暴政，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且主权者的命令之外还有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可以称之为法律，譬如国际法。
法律是意志抑或理性？如果法律就是意志，无论这意志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人民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或者人民的意志失去理性，法律又将呈现出何种面貌呢？法律尽可能是意志的表现，但未必尽然只是意志的表现，理性同样不可忽视。
登氏认为，自然法原是有关法律的一种界说，它隐含了对法律观念的一种扩充，甚至可以扩充到“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或准则”（胡克语）。这种扩充虽然太过宽泛和笼统，却有助于“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去了解法律现象。一种法律，即使不能对人施以制裁，仍然可以是一种法律”。例如国际法或宪法的某些条款。
自然法恰恰提醒我们，法律不仅仅是命令抑或意志，而应当更多地体现正义抑或理性。
四、自然法学说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阐述
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法理学派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著作《法律与道德》中对历史上的各法理学派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进行了一番近乎完美的梳理。庞德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他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像分析法学家所追求的那样），以及将两者完全等同的做法（像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都是错误的。”这不失为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所作的一个中肯而客观的定位。但是在登特列夫看来，庞德把法律与道德等同的错误做法归咎于自然法学派确实有点冤枉了这些虔诚而勤勉的自然派法学家们。
登氏总结了法律与道德混淆的两种情况：第一，法律道德化，即法律从属于道德。这源于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人服从，也在帮助他们成为有道德的人。这显然不利于法律的独立与发展。第二，道德法律化。把法律评价引进道德领域，这样做的后果对法律抑或道德都不利。“正如人们感到法律之道德化有违法律经验之证据，人们也感到道德之法律化会危害到道德的本质。”譬如以武力强制迫人为善，这“善”还是不是原来的“善”？
登氏随后开始为自然法学家们为区分法律与道德所作出的贡献仗义执言。法律与道德之区分已为法学界诸多学者所熟知，正如庞德总结的：“在主旨方面，据说道德涉及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法律只涉及人的行为；伦理学的目标是完善人的个体品格，而法律只是尝试去调整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据说道德更关注这类行为背后的事物，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相反，法律关注行为，并且只是关注表现于行为性质之中的思想与情感，并以此判断它们对一般安全或一般道德所构成的危害。”登氏也把法学家们所作的这些区分总结为三点：第一，法律是社会的或客观的，道德是个体的或主观的。在登氏看来，这个区分，“即使经院学者，对这个要义也不是完全懵然无知的。”阿奎那就认为，自然法作为一种道德诫律，管辖范围是及于“一切德行”的，但人订的法律基本上并非以增进美德为目的，而毋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共同生活的目的。这个目的正是社会性的目的。第二，法律的强制力不同于道德之约束力。登氏眼中的中世纪自然法理论家已经领会到法律命令与道德命令的区别了。第三，法律的“外在”与道德的“内在”。法律更多是源于外在的经验，而道德则深入人们内心的良知。法律义务之“外在性”也被早期伦理与自然法作家认识到了。他们典型的代表就是阿奎那和胡克。阿奎那认为，鉴于“人只能看到呈现的事物”，所以人只能对外在行动下判断；只有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深入人之不为人见的内心深处。胡克则称，人订的法律关注“已发”，只管行为；上帝的法律则可以关注未发，注重人的心灵。在这个总结之后，登氏为自然法学说正名道：“自然法学说绝不是使以上两个领域（即法律与道德）混淆的祸首，相反的，它使人对其差异有更深的认识。
尽管部分法学家希望通过法律与道德的这些区分而试图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但是其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道德未必就是个体的，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公共道德。登氏说：“一种纯属个体的道德是无法想象的。”法国人涂尔干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群体是什么样的，道德与群体成员的身份是一并形成的。”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能必然证成法律之为法律，因为强盗同样可以有强制力，而且某些法律即是没有明显的强制力也不失其为法律，譬如国际法与宪法的某些条款。法律之外在性也是模糊和大概的，因为即便是外在命令也需关注内在的意志与自由，否则法律之中便不会有“善意”、“恶意”之类的概念了。自然法学说让我们直面法律与道德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认识到二者的区分不是那么简单。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却应当是更深层次的。
五、结论
是时候下结论了。登特列夫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康德的一段名言之后，写道：“上面所说的价值与规范恰好重合的地方（它就是法律之终极根源，同时也是道德生活之肇端），我相信，正是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名之为自然法的东西。”依他，规范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并不是必然分离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可以作出价值判断，但是总有一些规范（而不管这些规范是不是被承认为法律）是需要作出价值判断的，价值与规范必然有其重合的地方，而这正是人们以“自然法”这个语言之中的词汇来命名的。自然法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被法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的一种回答。为什么在这个问题的诸多答案之中，自然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呢？康德告诉我们，“光知道法律实际上‘说或曾经说’什么并不足以使法律家知道法律‘是’什么，而只能使他们知道在某时某地有些什么与法律有关的事物。”也正如先贤西塞罗假马卡斯之口所说的，“但在我们现在的研究中，我们是要以一种方式去全面探究普遍正义与法律之整个领域。相形之下，我们自己的民法，倒显得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角落了！”“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完满答案不但也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要回答法律“何以”存在法律，法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实证主义法学家所无法回答或者有意回避的。而自然法学说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缺。登氏认为，“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也正如他在导言部分所说的，“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性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思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不管是何种法学派别的法学家，他们都在追求着自己渴望的理想的法律。自然法学家追求一种永恒与绝对的价值标准；实证分析法学家希望法律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社会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历史法学派学者则希望法律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甚至概念法学者希望构建一个完美的“概念天国”……我们都希望未来的世界或者说未来的法律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完全抛弃自然法学说的指引，完全剔除了道德的法律体系将会是何种面貌？无情？机械？僵化？但我知道，就算有这么一个法律体系的存在，这个体系也无法完全排除立法者、司法者或者守法者作为个体的良知。哲学家柏林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可能理解其当代人或任何时代的人，人类相互间之所以可能彼此沟通，却有赖于某种共同的价值存在，而不仅止于依靠大家共有的一个‘实际世界’的存在。后者只是使人类能够互相沟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若要彼此沟通，便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亦即是一些互相关连的概念与范畴，这对人类的沟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唯有依赖这一点共同的基础，我们才能认清其他的人之所以为人，其他的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原因。”我想，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法未尝不是一个不同时代或地域的人类可以而且能够互相沟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意］登特列夫著：《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2.［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法］涂尔干著：《社会学与哲学》，梁栋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4.［英］以赛亚•柏林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