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改革对策
——从投资环境的视角
陈龙仁
一、前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投资环境已经成为决定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也越来越被城市管理者所重视。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类，硬环境一般是指较易进入人们视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物质性，如城市设施环境、城市气候环境、城市地理环境、城市生活环境等；软环境则是指易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具有较强的精神性，如一个城市的法制环境、诚信环境、服务环境、文化环境、文明环境等[1]。法制环境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它除了包括静态的法的规则、制度系统等之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活动的过程。良好的法制环境是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电电公会）于“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中，对大陆整体投资环境分成自然环境、基础建设、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经营环境七个方面，前三者为硬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5%、15%、10%；后四者为软件环境，其权重依次为10%、30%、15%、15%。又该公会对大陆投资风险分为社会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四个方面，其权重依次为10%、35%、20%、35%。足见台商在大陆投资时应格外重视法制环境（权重30%）及法制风险（权重35%）。又根据电电公会最近三年所作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2年台商发生经贸纠纷之比例依次为38.5%、28.9%、29.3%；发生经贸纠纷时，除了经由私人管道、当地政府、台商协会或仲裁处理外，透过司法诉讼方式加以解决者，2001年所占比例为28.4%，2002年为22.5%[2]。此外，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于2002年7、8月间，前往上海、武汉、福建、广东等地区，针对“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状调查”显示，曾发生经贸纠纷的比例高达78%，而解决纠纷的方式，除了自行协商解决、通过第三人或台商协会协助解决、经由当地政府调解或仲裁外，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者亦占28%[3]。通过司法诉讼途径来解决经贸纠纷，已成为传统产业或高科技产业台商解决经贸纠纷常用的手段之一。因此，司法环境如何，是决定投资者投资取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此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国司法体制目前存在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二、司法权地方化的弊端及表现形式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4]。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
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在办案中自然有来自地方领导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方方面面的非法干扰；还有来自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的说情；更有来自某些当事人的请托利诱，加上财政困难，办案经费不足，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由此产生的权力案、关系案、金钱案屡禁不止。因此，立案、审判、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关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所致，析言之，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从属化，造成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根源，是造成我国投资法制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
首先，司法机关属地方管理，必然造成在执法中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严重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人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5]，但是有的党委、政府仍视司法机关为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有的乡镇把法庭视其为下属机构，司法机关的一切必须绝对服从当地统一指挥、安排。同时对地方领导定调子、打招呼、批条子的案件要经常请示、汇报，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确实难上加难。
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检察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得不看地方领导的态度行事。另外，在进人、用人上，也是党委说了算，尽管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业务不懂，也要无条件接受或提拔任用，严重影响司法队伍素质。这种情形，虽在2002年3月举行首次国家司法人员三合一考试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仍不乏其人，助长了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
再次，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言，司法机关现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特别是人、财、物受制于当地，必然导致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成为名副其实“地方的法院”，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独立审判、司法公正，所以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不但是排除非法干扰，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而且显已迫在眉睫；在此方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诸如司法预算独立、法官审判独立制度等，足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
四、克服司法权地方化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也为推动司法机关改革、实现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制度常常受到司法权地方化的伤害，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信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WTO规则的全面接受将使我们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7]。具体说来，入世后对人民法院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将更高。2、需要强化审判独立。3、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已无法回避[6]。因此，大可利用我国加入WTO这一有利时机来治疗顽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司法权地方化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首先，从法治的角度来分析，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皆可归为司法权力地方化、附属化等制度性缺陷。因为制度是法治社会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公害滋生的原因都可从制度欠缺、紊乱方面获得最终解释，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社会公害的根治也都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司法机关不仅缺乏与地方其它团体、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处处受制于地方，现行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使“司法”这个瘦弱的肩膀扛着“公正”这副沉重的大担。因而首要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第三、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要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力度较大的创新和完善，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的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中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使其在体制上脱离地方的控制，不被迫也不主动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四、通过改革司法的设置，使司法权获得自身的独立、中立、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院长所讲的：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所以，随之而来是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建立法官考试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异地任职制、法官终身制及法官惩戒制等制度。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闹独立，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
参考文献：
[1]：WTO与法治论坛，《投资环境论文》；
[2]：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第47、67、190页；
[3]：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2002年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况调查报告》；
[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5]：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二卷第11、43页，2002年11月第1版；
[6]：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编，《入世与人民法院》，李国光所作的报告“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积极应对，努力开拓入世后审判工作新局面”第20、21页；
[7]：BLOGCHINA.COM，2002年11月28日，《入世与中国司法》，于国富著。
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
国家教育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
1987年2月7日，国家教委
注：国家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函授教育暂行工作条例》的通知指出本条例的精神同样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夜大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等学校）举办的高等函授教育（以下简称函授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挥高等学校的优势，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函授教育的发展，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举办函授教育，是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之一。高等学校在办好全日制教育的同时，要创造条件举办函授教育。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必须把函授教育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机构编制、基建项目等纳入学校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
第三条 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包括本科、专科、单科进修以及大学后的继续教育。举办本科、专科函授教育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一般应在2000人以上，拟办函授教育的专业必须已培养了两届以上本、专科毕业生；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有专职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人员，有完备的管理制度；
有一支与函授招生规模相适应的合格的专、兼职函授教师队伍；
有按国家教委关于制订函授教学计划的原则规定的函授教学计划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有符合培养规格要求的函授教材、自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有能实施函授教育各个教学环节所必需的条件。
第四条 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本、专科函授毕业生必须达到高等学校同层次、同类专业毕业生的相应水平。
第五条 高等师范函授教育，必须以培养中等学校的师资为主要任务，其他各类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的函授教育也应承担培养师资的任务。
第六条 函授教育必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规划函授教育时，要根据本系统、本地区的人才规划和学校条件，在专业设置和招生地区等方面，切实做好协调和配合工作。
第七条 高等学校举办本、专科函授教育，要由学校提出申请，按隶属关系分别经国务院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报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举办大学后的继续教育，要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
本、专科函授教育招生必须纳入国家高等教育招生计划。
第八条 函授教育开设的专业，必须是适合以函授方式施教的专业。开设的专业名称，应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审定的全日制专业目录为依据。
第二章 教 学
第九条 函授教学应以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的自学为主，并组织系统的集中面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必须认真、严格地组织教学全过程。
第十条 教学计划是实现培养目标和组织教学过程的依据。
函授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应参照全日制同类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函授教育特点，制订函授教学大纲。
本、专科函授教育，实行学年制，也可以实行学分制。
第十一条 函授教学的主要环节，包括自学、面授、辅导答疑、作业、实验、实习、考试（考查）、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答辩（或毕业论文及答辩，或毕业考试）。
面授及教师指导的实验、实习应占高等学校同层次同专业授课总学时的30％左右。
第十二条 在教学工作中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各种教学环节，都要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同时充分调动函授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函授教学要注意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三章 科 研
第十三条 在抓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各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函授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
除一般的科学研究外，函授教育的科研课题，应着重在对函授教育特点、规律的研究，高等函授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和教学手段等远距离教育问题的研究，高等函授教材、自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和研究，同时也可以结合函授生从事的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第十四条 函授教育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学校的科研规划，保证必要的条件，对取得的科研成果要组织交流推广，并给予奖励。
第四章 教 师
第十五条 加强函授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函授教育的关键。
函授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一部分，应由热爱函授教育、具有教学经验和较高业务水平的专、兼职教师组成。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按国家教育委员会规定的比例确定编制。函授教师可定编到人，也可定编不定人，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
第十六条 函授教师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完成教学任务，对函授生热情指导，严格要求，教书育人。
要积极钻研业务，编好教材、自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不断总结函授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函授教育规律，提高教学质量。努力开展本门学科及函授教育方面的科学研究。
第十七条 高等学校在评定函授教师的任职资格时，对其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考核，在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同时，还应根据函授教育的特点，着重从教学成绩、编写教材、教学资料的质量以及科学研究成果等方面考核。在进修、参加学术活动、国际交流、以及学术休假等方面，应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
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应从政治上、生活上对函授教师给予热情关怀和帮助。尊重他们的劳动，切实保证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必要条件，鼓励他们在函授教育上做出成绩。
对于热爱函授教育工作并做出优异成绩的函授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章 函 授 生
第十八条 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招收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在职人员、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并对已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员实施继续教育。
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要经学校主管部门同意，并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
第十九条 函授生应当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完成学业，自觉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及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修养。
在职函授生要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对学习成绩优异，并能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函授生，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条 凡经所在单位批准，按国家规定，经考试录取的在职函授生，按教学计划的要求，参加实验、面授、复习和考试以及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和答辩等占用的工作时间，应作为学习公假，其工资由所在单位照发。
函授生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参加集中教学活动的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由函授生所在单位解决。函授生所在单位，应当积极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十一条 本、专科函授生在学期间，不得报考其他学校，不能具有双重学籍。
第二十二条 函授生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到校集中学习期间，学校应统筹安排其使用教室、实验室、阅览室、图书馆、学生宿舍以及其他教学、生活设施。
第二十三条 函授生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考试考查成绩合格，并通过思想政治鉴定者，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按照授予学位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函授生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六章 函授辅导站
第二十四条 函授辅导站（以下简称函授站）是学校对函授生进行教学辅导、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机构。
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按照函授教育的特点与函授生所属业务主管部门或地方配合，双方协商建立函授站并就此签订协议履行各自的职责。
函授站行政上接受设站单位的领导，业务上接受函授主办学校的领导。
第二十五条 设立函授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有连续或隔年报考函授的生源；
能配备专职管理人员；
能就地聘请合格的辅导教师；
能提供教学场所和其它教学条件；
能提供或筹集函授站经费。
第二十六条 主办学校应聘请思想作风正派、大学毕业并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员担任函授站的专、兼职辅导教师。
第二十七条 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应当指导和考核函授站辅导教师的教学工作，对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培训，组织他们到学校进修、集体备课、交流辅导经验等，不断提高其教学业务水平。
第七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八条 国家教育委员会对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在方针、政策、规划、计划方面进行指导和检查。部委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所属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教育，要加强计划管理，保证办学条件，采取有力措施扶持函授教育的发展。
第二十九条 对函授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效益进行有组织的评估，评估工作应聘请经验丰富的函授教育专家、教授、管理干部和用人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
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举办函授教育，必须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根据办学规模、专业设置、覆盖范围，分别设立函授学院、函授部（处），或在学校教务处设函授科。
函授学院、函授部（处）、函授科列入高等学校机构序列。学校应根据函授生规模和开设的专业，确定管理干部的编制。
第三十一条 函授学院、部（处）主要负责函授教育的计划、教学管理和招生工作，函授教育方面的基建、设备、后勤等工作，分别由学校的有关职能机构归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学校应有一名校（院）长分管函授教育工作；相关系应有一名主任全面领导该系的函授教学工作；各相关教研室应有一名主任主管有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函授教师成立函授教研室或函授教学小组。函授教研室主任，应由有讲师以上职务的教师担任。
第三十三条 函授教育各级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应选派作风正派、熟悉教学业务、组织能力较强的人员担任。
对热爱函授教育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管理人员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章 经 费
第三十四条 函授教育的经费，由主管学校的各级政府拨款、函授生所在单位缴纳和函授生本人适当交费等三个渠道解决。
函授站所需经费，由设站单位提供或筹集。联合设站的由有关单位分摊。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国家教育委员会。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凡与本《条例》不符的规定，即停止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