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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军事设施保护实施办法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
第三章 军事禁区的保护
第四章 军事管理区的保护
第五章 其他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六章 军事设施的共同保护措施
第七章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军事设施的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进行，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下列建筑、场地和设备，属于军事设施：
（一）指挥机关、地面和地下的指挥工程、作战工程；
（二）军用机场、港口、码头、锚地；
（三）营区、训练场、试验场；
（四）军用洞库、仓库；
（五）军用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和测量、导航、助航标志；
（六）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军用输油、输水管道；
（七）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军事设施。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共同保护军事设施，维护国防利益。
有军事设施的地方，有关军事机关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互相配合，协调、监督、检查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军事机关做好军事设施的保护工作。县级人民武装部应当充分发挥民兵和预备役人员在保护军事设施工
作中的作用。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依照规定职责做好本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驻军单位负责组织、落实本单位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教育公民增强国防观念，保护军事设施，保守军事设施秘密，制止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
第五条 本省所有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危害军事设施。
任何组织或个人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都有权检举、控告。
第六条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实行分类保护、确保重点的方针。

第二章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
第七条 国家采取特殊措施重点保护的军事设施区域为军事禁区。国家采取严格措施保护的军事设施区域为军事管理区。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确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权限如下：
（一）空中军事禁区和特别重要的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
（二）涉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辖区域的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由南京军区、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划定；
（三）其他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由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共同划定。
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具体划定工作，由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承办。划定具体范围时，应当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军事机关、驻军单位参加。
第九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调整，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兼顾经济建设、自然环境保护和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
第十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一般与军事设施的房地产管理范围相一致。军事设施有特殊保护要求需要适当扩大划定范围的，应当征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同意，并逐级报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批准。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因涉及房地产、捕捞海域、养殖场所等引起争议，一时难以解决的，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可以暂按历史形成的军地双方实际管理范围和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一条 下列军事禁区可以在其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一）禁区面积较小，在禁区内采取防护措施不足以保证军事设施安全、保密需要的；
（二）禁区内军事设施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三）禁区内军事设施有特殊技术要求的。
军用洞库的军事禁区外沿与军事管理区相连的，一般不再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
水域军事禁区的水上部分，不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划定，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尽量控制在最小地域。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土地及其附着物的原所有权、使用权不变。
第十三条 军事禁区需要划定外围安全控制范围的，应当在报经南京军区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与军事禁区同时划定。
第十四条 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军事管理区范围的调整，依照本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扩大，需要征用土地、林地、水面、滩涂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内的文物、风景名胜和自然资源。

第三章 军事禁区的保护
第十七条 陆地军事禁区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在外沿修筑围墙或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水域军事禁区应当设置障碍物或界线标志。
第十八条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或航空器进入禁区。确需进入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经批准进出军事禁区的人员、车辆、船舶、航空器及随带的物品、器具，应当接受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的严格检查和登记，并应当按批准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
第十九条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对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上述活动所获的资料，送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
航空器进入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上空执行遥感、物探等专业飞行任务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应当在外沿设置安全警戒标志。标志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规定式样制作，标志设置地点由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定。
第二十一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当地居民可以照常生产、生活，但不得进行爆破、射击以及其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划定对外开放通道。外国人和其他境外人员可以经由对外开放通道通行，但不得滞留。
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安排外商投资项目。
第二十三条 对非法进入军事禁区或在禁区内超越批准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或在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不听制止的，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的执勤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在危及军事设施安全或值勤人员生命安
全等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

第四章 军事管理区的保护
第二十四条 军事管理区应当按照划定的范围，在外沿修筑围墙、设置铁丝网或界线标志。
第二十五条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需要进入军事管理区的，须经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许可，并应当按许可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
第二十六条 禁止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对管理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确需进行上述活动的，须经军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上述活动所获的资料，送经原批准机关审查同意后方可使用。
航空器进入军事管理区上空执行遥感、物探等专业飞行任务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七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港口、码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与地方合用的，应当划定各自使用区域，分区管理。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需要进入军用区域的，适用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第二十八条 在军事管理区内的名胜古迹确有对外开放价值的，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有控制地对外开放。
第二十九条 在军事管理区内，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可以划定对外开放通道。外国人和其他境外人员可以经由对外开放通道通行，但不得滞留。
在军事管理区内，非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安排外商投资项目。
第三十条 对非法进入军事管理区或在管理区内超越许可的时间、范围和形式活动，不听制止的，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的执勤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第三十一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可以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外围划定净空区域。在净空区域内，禁止修建超高建筑物和影响机场通信、导航的其他设施。净空区域外围的建筑物影响飞机起落安全的，应当设置障碍标志。

第五章 其他军事设施的保护
第三十二条 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标志、封闭伪装或采取其他措施予以保护。无军队驻守、已封闭伪装的军事设施，可以按规定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予以看管。
第三十三条 在未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附近，需要进行采石、取土、爆破等活动的，应当事先征得团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或看管军事设施的有关单位同意，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得危害军事设施的安全和使用效能。
第三十四条 在军用通信、输电线路附近建筑施工、筑路、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砍伐林木、运输超高超大物件、架设线路、辅设管道或进行水下作业等活动，可能危及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安全的，应当事先征得团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同意，并在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后方可动工。
对危及军用通信、输电线路安全的树枝，军用通信、输电线路管理单位可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予以无偿剪除。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和军用输油、输水管道两侧规定距离内修筑建筑物。
禁止与军用公路、铁路专用线或军用输油、输水管道接线、接口。确需与军用铁路专用线接线的，须经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确需与军用公路专用线或军用输油、输水管道接线、接口的，须经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第三十六条 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保留的旧机场内空闲土地，经主管军事机关同意，可以耕种或作其他临时使用。耕种范围必须离开跑道和滑行道两侧三米以外。

第六章 军事设施的共同保护措施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考虑军事设施保护的需要，并征求有关军事机关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建设项目应当避开军事设施。确实不能避开，可能影响军事设施安全、保密或使用效能的，应当主动征求主管军事机关的意见。涉及相邻两个以上省（市）的，应当征求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的意见。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必要时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提供地下、水下军事设施的位置资料。地方进行建设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地下、水下军事设施予以保护。
建设项目确实不能避开军事设施，需要将军事设施拆除或改作民用的，经省人民政府与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商定后，报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九条 在国家重点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内一般不再新建、扩建军事设施。确需新建、扩建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和军区级以上主管军事机关批准。

第七章 军事设施保护工作机构与职责
第四十条 省、市（地）和辖区内有军事设施的县（市、区）应当设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委员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同级军事机关、驻军团级以上单位的负责人员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委员若干人。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军事机关。
第四十一条 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指导、检查辖区内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工作。
市（地）和县（市、区）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及调整应当报上一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备案。
第四十二条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办法，并检查执行情况；
（二）负责协调解决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和军事管理区划定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三）检查了解军事设施保护情况，组织有关部门制订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协调本辖区有关部门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处理保护军事设施与地方经济建设、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发生的矛盾；
（四）组织和开展保护军事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表彰保护军事设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五）定期总结、交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经验，建立军事设施资料档案。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破坏军事设施的；
（二）盗窃、抢夺、抢劫军事设施的装备、物资、器材的；
（三）为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设施秘密的；
（四）泄露军事设施秘密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比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一）非法进入军事禁区，不听制止的；
（二）在军事禁区内非法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和记述，不听制止的；
（三）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或在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一定距离内，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活动，不听制止的；
（四）毁坏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围墙、铁丝网、界线标志的；
（五）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管理秩序的。
对前款第（二）项行为并可依法没收所用器材、工具；前款第（二）项、第（五）项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从事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和使用效能的活动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造成军事设施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主管机关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2月4日
律师风险代理宜规范不宜缓行
——与朱鑫鹏律师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律师风险代理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律师收费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引发了一些风险代理诉讼纠纷，也陆续有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河南濮阳飞虹律师事务所朱鑫鹏律师在《律师风险代理的实质》（见《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将案件处理结果与律师收费联系起来的‘风险代理’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法制状况也不相适应。所以，现阶段在中国不适合实行风险代理制度。”对于此论，笔者存有不同的看法，试以此就教于同仁。
朱律师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的逻辑推断：律师代理诉讼的实质是提供一种劳务，对当事人应给付行为而不是给付效果，而风险代理欲给付“胜诉”效果，这就在实践上与我国“法官中心制”的诉讼结构相矛盾，因为律师不可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因而这一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要弄清这一推理中的逻辑错误，首先应对风险代理的实质进行分析。
风险代理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胜诉”，符合条件的如下法律特征：是尚未发生的不确定事实，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与代理行为的主要内容不相矛盾。但“所附条件”还应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合法。以“胜诉”作为条件是否合法呢？朱律师认为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所附条件合法；二是所附条件为不法条件，即当案件本身应当败诉但约定胜诉时，例如：拖欠贷款不愿偿还、不履行抚养义务、逃避法律制裁等。笔者认为，正如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在一个案件未经审结以前，不存在“应当败诉而胜诉”一说，在约定这一条件时并没有预存所谓违法性。所附条件是否违法，只能就其本身是否违法进行判断，例如，甲与乙约定，“若能杀丙”则赠与乙1000元，这一所附条件本身就是违法的，才能称其为不法条件。风险代理中的“胜诉”条件，是案件审判中的一个自然结果，本身何谈不法？正如甲农科站与乙村签订新稻种供应合同中，乙方考虑到该品种尚未通过有关鉴定，故与甲方约定“鉴定通过合同生效”的条件，我们同样不可能排除甲方使用违法手段通过鉴定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鉴定通过合同生效”这一所附条件违法的荒谬结论。至于实践中存在的错案，有可能是法官的素质问题，有可能是律师和法官的不正当行为，自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去完善，如果以此种担忧为理由来否定胜诉作为所附条件的合法性，岂不是因噎废食？退而论之，风险代理实践中还尚未见被告在拖欠贷款等案件中使用过风险代理，因为被告应诉别无选择，他也不需要预付诉讼费等，风险代理对于被告而言并无益处，因此此种担忧实属多余，况且律师在做这种被告的代理人时，也不会选择只有高风险而无高回报的风险代理方式。
那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应当给付委托人什么呢？朱律师通过分析认为，如果附加了胜诉条件的话，律师给付的应该是“胜诉”效果，而我国的诉讼结构和模式却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把审理结果和律师收费联系起来就不成立。笔者以为，律师给付的是代理诉讼行为本身，胜诉的效果不过是所附条件，律师积极的代理诉讼行为和追求胜诉的诉讼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律师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假如他能够给付效果，那所附的条件岂不已经是确定的事实，违背了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法律特征了吗？即使是实行“对抗制”的美国，律师也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何况采取“职权主义”的中国，律师只是在法官的指挥下参与诉讼，不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呢？这就要求律师在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前，充分地估量其中的风险，在诉讼中尽最大的注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风险代理真正具有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律师所获得的高回报不过是高风险的相应对价。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风险代理属于协商收费的范畴，从基本的法律原则上讲，只要风险代理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现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的强制规范，我们并不能找出使其无效的法律依据；并且这种做法对于当事人与代理人双方而言都的确具有相当的实际价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之间的这种合意以及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当属法律应予保护的“处分自由”，并无不合法合理之处。因此，风险代理并不存在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水土不服”，它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结构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冲突，强把二者拉在一起，只能是在制度创新中自我设置障碍而已。
风险代理在实践中发挥着如下两方面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当事人权益维护的有效手段、律师业务拓展的新途径和律师主观能动性的催化剂。诉讼中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非风险代理模式），代理人无须直接承担这种风险，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风险却直接影响他们对诉讼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判断，只有当当事人对诉讼可能获得的收益有了必要的信心之后，他才会选择诉讼，进而去选择代理人，当事人也可能会因为这一风险而放弃诉讼，使这一块的诉讼代理市场消失。无论当事人还是其代理人，尽管他们追求胜诉欲望与意志有所差异，但总体方向上却是一致的；而诉讼风险对他们的影响，尽管有着直接与间接的不同，但总的损益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有可能更为直接地共同分担诉讼风险从而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应该说选择风险代理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双赢模式，更好的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激发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也拓展了律师新的业务市场。
其次，是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社会正义的推进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有关当事人的需求，风险代理正好可以作为这一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开辟出一条民间救助的合法渠道。它和法律援助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关系，当事人由于有人分担了其部分或全部的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对于他的影响无疑会大大减少，特别是避免了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起诉的无奈窘况，将会引导大量难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对于社会法制建设以及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规范的问题。
第一，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欺诈。
风险代理必然涉及到对最终诉讼成果的具体分配，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在这里也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这是风险代理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敏感的话题。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对于诉讼及其风险的认识能力有着相当悬殊的差别，代理人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可以对此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而当事人却往往只有一点感性认识。这种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极有可能导致协议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代理人故意夸大甚至谎称各种风险因素，诱使甚至威逼当事人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风险代理协议。这种没有多少风险的风险代理其实更象是奸商们谋取“暴利”的手段，毫无诚信与公平可言，因此将其从风险代理的范畴中剔除出去，是亟待规范的。
第二，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来谋求胜诉。
由于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承受着的败诉压力较之非风险代理大得多，而且胜诉的高回报也可能会诱使律师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胜诉，而我国的律师制度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政府管理，都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规范律师行为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胜诉案件再审该判败诉时，律师所收代理费是否该退还、退还比例如何确定。一个案件中审胜诉后，有可能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改判而败诉，由于风险代理中律师的收费比例较高，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将会引发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风险代理纠纷。
第四，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收费比例限制等问题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会导致风险代理司法纠纷处理结果的矛盾和无所适从。
正因为以上问题的存在，风险代理制度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以及具体的监督机制，而规范、监督的重点应在于防止代理人滥用风险代理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司法公正，同时保护风险代理人合法、正当的收益；切不可因噎废食，遇到前进中的问题就以偏概全地对风险代理加以封杀。


钱雄伟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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