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法理基础
（一）“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规定在中国古代历朝法律中均有体现
亲亲相隐，也即“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谋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亲亲相隐观念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的这句话成为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
“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由儒家提出，就是因为儒家看到并承认人的自然感情是爱有等差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感情。其后的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理由”也被公开表述为尊重人类亲情。如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得相首匿”正式成为中国封建法律原则和制度。这一立法精神一经确立，即以其与儒家道德准则的和谐而永恒地成为不能动摇的传统，并为后世法律所沿袭。唐代，亲亲相隐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此处的同居是同财共居，是不是同户籍里的人并不会对相隐原则产生影响。当然，这一原则以不侵犯统治者的根基为限，所以也存在例外：“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宋刑统·名例律》第六卷沿袭了唐代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也规定“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综观中国几千年亲亲相隐的发展历史，其范围呈扩大之势，从“父子相隐”到“亲亲相隐”到“同居相隐”。从行为的本质看，相隐行为由一种法律义务逐渐转变为一种法定权利。
（二）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律中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通常被人们认为最代表中国封建法制的宗法主义特色的重大问题上，西方法律传统也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依据‘亲亲尊尊’原则处理亲属相犯案件时强调刑事责任‘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方面，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不谋而合。”（参：范忠信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规定“直系血亲或者配偶，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不处罚；其他亲属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两项之罪的，可以免除处罚。”韩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深受中国儒家理论的影响，《韩国刑法典》规定了“藏匿人犯罪与亲属间之特例”，规定：“亲族、家长或同居之家族为犯人而犯前项之罪者，免除刑罚。”《德国刑法典》规定：“有利于其亲属而犯本罪者，不处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分则设立了“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罪”，规定：“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或三等内之姻亲图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而犯藏匿人犯罪或湮灭证据罪者，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见，“亲亲相隐”，并不只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
二、否定亲属容隐和强迫亲属作证之缺憾
长期以来，“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
亲属间相处机会远多于非亲属，故互相了解行踪远胜于非亲属。案件发生而拘系嫌疑人后，只要想收集证据，司法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想到两条捷径：其一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其二从犯罪嫌疑人亲属处获得。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传统的取证途径。法律若只规定任何知道案情者均有作证义务，只规定任何人知严重罪行不举告或藏匿犯罪人即构成隐匿罪，而不将近犯罪嫌疑人亲属排除在外，那就无异于授权司法工作人员逼迫亲属作证或动则以知情不举、隐匿或者帮助罪犯等罪责来拘传、惩罚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因为对刑事证人，在屡传不至时可以拘传，对犯罪嫌疑人可以临时拘留。这种拘传、惩罚、逼证逼供就是株连亲属的最初表现。
此外，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就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和谐关系，其行为的延伸无疑也就会损害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如果这种所谓的家庭内部监督的结果还需要被“单位”所掌控的话，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的失范。
和“亲亲相隐”相对的是“大义灭亲”，二者思想根源都发轫于先秦的春秋时期，他们如同一面风月宝鉴，照出世人截然不同的两面。然而，世人更多了解“大义灭亲”，对“大义灭亲”持肯定态度者居多，而对“亲亲相隐”则多有诟病，“大义灭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直到今日，大义灭亲的悲剧还常常见诸报端。“大义灭亲”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基于“亲亲相隐”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这一错误认识。既然“亲亲相隐”为人所不齿，那么自然而然转向世人推崇的“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固然是一种正义，但正义并不是大义灭亲！法律和正义，都只是道德的最低限，理论上我们不能为了低限的正义而要求人们违背更高的道义。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人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
三、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的合理因素
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看到了的那样，父母对儿女的怜惜，儿女对付母的关爱等人类情感“往往发生于一种自然的冲动或无法说明的本能”，有的本身就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这些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第一性的情感，是大自然灌注到动物身上并主要构成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也是其发生方式不能合理的加以理解的情感。亲亲相隐制度内含尊重亲情，关爱人性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是值得珍视的。在现实生活中，“亲亲相隐”从属于一种亲情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情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这种亲情关系在诉讼中可能与国家利益冲突，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矛盾，此时后者应对前者予以避让。
亲亲相隐所饱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而家庭的和睦与稳定，则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这里，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各取所需，但各不相同的利益，在亲亲相隐中却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达成了和谐与一致。因此亲亲相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思想原则，与以往提倡的“大义灭亲”完全不符，但“亲亲相隐”的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想。因为国家法律秩序的维护和当事人亲情关系的维系，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保证血缘亲情纽带的免于崩裂似乎更具切身利益。家庭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单位，是人们走向外缘社会的先天性架构支撑。家庭关系是最自然的社会基本组织，有超稳定的自组织功能，这也正是法律构建和运行的基础。为此，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任何法律制度关系，必须考虑家庭成员间的特殊影响，尤其不能在制度关系中把家庭关系虚无化。鉴于此，任何倡导家属间相互监督活动都不宜开展，这种监督既违背人性又违反人文理念。没有以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社会组织细胞的有力支撑，任何法律和制度都会形同虚设。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一种伦理思想。伦理就是做人的道理，简称为人道、人理、人义，也即所说的伦理道德。柏拉图说：“伦理道德是法律的根据和归宿”。因此，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中国古代伦理刑法与国外容隐制度中关于人性之合理部分的精神和原则，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拒证，从而使刑事法律更加注重人性化与人文关怀，这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关于发布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药管办[2000]258号
广东省、福建省、北京市、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规范药品电子商务试点工作，经我局研究，制定了《药品电子商
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
请根据办法，加强对药品电子商务试点单位工作的监管，对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特此通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ＯＯＯ年六月二十六日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规范药品电子商务行为，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药品电子商务，是指药品生产者、经营者或使用者，通过信息网络系统以电子
数据信息交换的方式进行并完成各种商务活动和相关的服务活动。
第三条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信息产业管理部门、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对药品电子商务试点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严禁无生产、经营企业名称，无批准文号和质量检验报告的药品，以及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有特别限制的药品（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等）上网进
行信息发布或交易。
第二章 药品电子商务主体资格审验
第五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除按有关规定注册外，必须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批准。
第六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能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试点起
步阶段，药品电子商务网站须由证照齐全的医药经营企业搭建，医药批发企业也可与合法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者（ICP）共建药品电子商务网站，并对所建网站负责；
（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药品专业知识，且有执业药师负责网上咨询；
（三）不直接参与药品经营，不从药品差价中获得利益；
（四）有能力对上网企业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对审查失职负责；
（五）完整保存交易记录；
（六）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其他相关规定。
第七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必须在其网页首页标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同意的
文件。
第八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必须与利用本网站进行药品网上交易的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和医疗机构签定书面协议，并负责对进入网站的企业、产品的合法性进行审核。
未与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签订协议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从试点网站获取相关信息，但不
得利用试点网站进行药品商业信息发布或进行网上交易活动。个人从进入网站的零售企业购
买非处方药品的除外。
第九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发布有关企业信息时，必须同时标明药品生产企业、经
营企业名称、《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及其编号；发布有关药品信
息时，必须同时标明药品名称、批准文号、生产批号、药品质量检验报告、生产企业名称、
注册商标等，有关适应症及用法、用量和禁忌症必须符合药品标准的有关规定。
第十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必须对利用本网站发布的药品广告的批准文号进行审
核。严禁发布无药品广告批准文号的广告。
第十一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提前报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
（一） 网站名称变化的；
（二) 网站法定代表人变化的；
（三） 网站注册地址变化的。
第十二条 一经发现上网交易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有违法行为或生产、销售假劣药品
的，网站应立即停止其网上交易，并及时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协助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予
以查处。
第十三条 药品电子商务网站必须有网站与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包括网站安全保障、信
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技术保障措施、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等。
第三章 对上网从事药品交易的经营企业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药品经营企业，经与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签订协议，可在
该网站从事药品交易：
（一） 具有合法证照；
（二） 具有相应的药品配送系统；
（三） 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药学人员。
第十五条 在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从事药品交易的零售企业只能在网上销售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布的非处方药。
第十六条 在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从事药品交易的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在网上公布经营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第十七条 在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从事药品交易的药品经营企业应当在网上公布咨询
电子信箱和咨询电话，并负责答复与所经营药品有关的问题。
第十八条 在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从事药品交易的药品经营企业应当在网上明确标明
出现药品质量问题时，可投诉的药品监管部门及其联系方法。
第十九条 对于网上订购的药品，经营企业在送货时，除执行药品包装的有关规定外，
还应当在包装上标明医药公司或药店的标签或标记，并依法开具发票。
第四章 对上网从事药品交易的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具有合法证照的药品生产企业，经与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签订协议，可在
该网站从事药品交易。
第二十一条 生产企业应当向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提供有关部门准予该产品生产和经
营的证明文件，方可上网交易：
（一）药品的生产批准证明文件（原件）和质量检验报告；
（二）进口药品的注册证号和国家口岸药检所检验合格报告（原件）；
（三）医疗器械的产品生产注册证书和注册证号（原件）。
第二十二条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经常对网上交易的药品进行质量跟踪检查，对有质量问
题的药品，应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处理。
第五章 对上网采购药品的单位的监督
第二十三条 具有合法资格的医疗机构，经与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签订协议，可在该
网站进行药品采购。
第二十四条 上网进行集中招标采购的合法中介代理机构，必须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认定后，方可与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签约，在该网站进行药品采购。
第六章 其他监督管理
第二十五条 对审核不严，违反本办法规定，导致无证照或证照不全的企业、单位或个
人上网交易的，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定取消其试点资格。
第二十六条 对因审核不严，导致网站出现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范围的药品的，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给予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愈期不改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消其试
点资格。出现假劣药品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发布广告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有
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在申请批准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发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取消其试点资格。
第二十九条 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网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无证经营处理，由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同时，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取消其试点资格。
（一）未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擅自设立其他网站从事药品电子商务的；
（二）以药品电子商务网站名义设立或借用药品仓库等设施，直接从事药品经营的。
第三十条 违反现行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指药品包括医疗器械和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药用辅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