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四川省巴中市人民政府
巴府发[2005]21号
巴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巴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商贸园、工业园管委会：
《巴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5年2月18日市政府一届八次全体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OO五年三月一日
巴中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OO五年二月十八日市政府一届八次全体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三大经济"，促进巴中发展新跨越。
第三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忠于职守，保守秘密，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法行政，进一步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改进管理方式，增强执行力，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 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
第六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第七条 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长不在家时，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分管副市长协商处理后，向市长报告。
第八条 市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规范性文件和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任免人员事项，由市长签署。
第九条 市长代表市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市长或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并报告工作；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受市政府的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汇报某一方面的工作。
第十条 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十一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
第十二条 市长出访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代行市长职 责。
第十三条 市政府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审计局在市长和审计厅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政府职能
第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五条 健全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物价稳定。
第十六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督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七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务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八条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四章 决策机制
第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二十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规范性文件草案和议案、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及其他重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全市的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由法制机构作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一般应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三条 各部门、各县（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依法行政
第二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五条 市政府根据全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确保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第二十六条 各部门、各县（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和县（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要依法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市政府报告。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和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必须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第二十八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错案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行政监督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自觉接受省政府的监督，同时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三十一条 加强全市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区）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拓展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渠道，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七章 工作部署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确定的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措施，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部署，下发执行。
第三十六条 各部门、各县（区）政府必须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催办、督查，并适时作出通报。
第八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七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制度。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和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组成。巴中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各直属机构、综合办事机构和市级有关单位（含中央、省与地方双重领导单位）负责同志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长确定议题，会议文件由市长批准印发。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同志。
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和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部署市政府重大改革措施或其他重要工作；
（三）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市经济形势；
（四）讨论通过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巴中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巴中市财政预、决算草案》；
（五）讨论通过按照法律规定须由市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会议出席人员必须达到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才能开会。巴中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有关副主任、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市监察局局长以及与议题有关的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根据需要邀请市人大、市政协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旬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由市长召集或主持。市长不在家时，可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议题由市政府秘书长和分管副市长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确定；会议文件由市长批准印发。会议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同志。
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
（一）研究制定完成省委、省政府和市委下达的重要任务的措施，讨论决定上报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请示、报告；
（二）研究分析一个时期的全市社会经济形势；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其他重要事项；
（四）讨论规范性文件，通过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决议，以及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
（五）讨论决定由市政府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
（六）听取有关部门、县（区）政府的专题汇报，研究有关政策措施，讨论决定有关重要事项；
（七）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负责干部的职务任免；各部门、各县（区）负责干部的奖惩以及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有县（区）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和以市政府名义对个人、集体的表彰、奖励及授予荣誉称号等；
市长认为须经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条 市政府和政府组成部门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应向市长或召集会议的副市长请假；市政府领导同志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审定。
第四十二条 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受市长委托或按照分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有关市政府工作的问题，其会议纪要由主持人或授权人签发。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 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邀请县（区）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九章 公文审批
第四十四条 各部门、各县（区）政府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律送市政府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市政府领导同志亦应按此规定办理。
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解决的问题，如部门间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应主动协商一致后报送；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处理建议报市政府。
第四十五条 各部门、各县（区）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直接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室反馈办理结果。
第四十六条 以市政府名义上报省政府的重大或事关全局的请示或报告，由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上报省政府的一般性请示、报告或文件，可按工作分工分别由分管副市长签发；常规事项的行文，可由秘书长签发。市政府《工作通讯》由秘书长签发。
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由市长签发。属于分管副市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并以市政府函件下达的，可授权分管副市长签发；常规事项的行文，可由秘书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上报、下发的政务类公文由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签发或核报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事务类函件可由副秘书长或办公室副主任签发。
各部门报请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依照行政规则不宜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但需要部门和地方政府支持才便于落实的，可授权有关部门冠"经市政府同意"，向各部门、各县（区）政府行文，由分管副市长、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审批、签发。
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发出的文件，以及市政府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公文，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外，应及时在《巴中日报》和市政府网站上发布，文稿由市政府秘书长审定。
第四十七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凡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一律由部门自行发文或相关部门联合发文。要加快办公自动化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章 作风纪律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组成人员应积极认真地参加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各类学习活动。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市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谋取私利。
第五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会议上提出。市政府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
第五十一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和请假制度。市长与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市长、秘书长出市，应将出发时间、地点及主要任务向市长报告，市长不在家时，应向主持工作的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报告。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应及时告知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向市政府办公室报告，由市政府办公室向市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对市政府召开的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应按市政府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应提前向市政府秘书长或有关负责人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出席。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组成成员要严格执行工作报告制度。凡需向市政府报告或请示的事项，一律报告分管副市长，由分管副市长提出处理意见后报告市长；如需由市委决定的事项，应先向市政府报告，由市政府提出意见后以市政府党组文件报告市委。
第五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强化责任意识，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市级有关单位参照本规则执行。
沈建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讲师
具体人格权概念是我国人格权理论中广为使用的概念。学者们在与一般人格权相对的意义上将其界定为以具体人格利益为保护客体的人格权。[1]但是，何谓具体人格利益却鲜有界定，与此相应，学者们关于具体人格权类型的说明往往只能通过列举的方式完成，而不同学者尽管对具体人格权类型及个别具体人格权的内容存在一些共识，但其认识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2]因此，在我国，什么是具体人格权依然是一个理论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人格保护为法律的重要追求，因此，具体人格权制度设计的差异首先不是价值层面的差异，而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差异，是一个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如何合目的、合体系地建构具体人格权制度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对不同国家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分析出发，研究其差异之所在及其形成背景，并最终结合我国既有的法律前提，提出我国具体人格权界定的基本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
(一)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
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在立法上基本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存在。瑞士学者认为，《瑞士民法典》“有意识地放弃了对人格利益的列举”。[3]该法典仅明文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都通过该法典第28条一般人格利益保护的规定来完成。[4]在1982年《瑞士民法典》人格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联邦司法和警察部起草的草案第28条第2款曾加入了具体人格权的规定——“特别是身体、生命、私人和秘密领域、自由和名誉属于人格关系”。[5]但是，“参议院放弃了这种模式。其理由是，这样的列举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其仅仅具有示例功能并且会妨碍人格权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它也会导致法律条文难以组织”。[6]
从形式上看，《瑞士民法典》中也规定了一种具体人格权——姓名权，但姓名权作为独立权利存在并不是人格权理论发展的结果，而是姓名权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历史上，当人格权还在为自己能否得到承认而斗争时，姓名权已先于人格权被作为维护家族身份和等级的制度在家庭法和公法领域得到长足的、独立的发展。[7]例如，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姓名权最初仅规定在家庭法的一些条文中(第1274、1455、1497、1569、1622条)，而这一点“可以回溯到100年之前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姓名的获得或者丧失仅仅被作为获得或者丧失与一个家庭关联的结果”。[8]在历史上，姓名只不过是确定身份、职业等的工具。[9]在《瑞士民法典》起草的过程中，姓名权虽然被规定在人法中，民法典起草人胡贝尔(Huber)在立法理由中也明确将其列于人格保护之下，[10]但这只不过是将既有的姓名权制度纳入到民法典中而已。不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还是列支登士顿，姓名权在立法中都是作为独立条文出现的，姓名权的制定法化并不能成为认定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的标准。
(二)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谓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一种以构建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益类型为目的的立法模式。在这种立法模式中，对侵害具体人格权行为的违法性采取推定主义，只要当事人证明有关具体人格权益受到该行为侵害，就可以直接推定该行为违法，不需要法官进行利益权衡。为了实现违法推定的目标，这种立法模式采取具体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法律救济手段列举的方式，在具体人格权的类型、内容和救济手段三个纬度上均选择了法定主义立场。
1．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
具体人格权类型法定是指除制定法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外，不存在具体人格权。目前在德国，尽管理论和实务承认了非常广泛的人格利益保护范围，但一般认为，所谓的具体人格权益仅包括《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以及特别法中规定的对肖像的权利、著作人格权、数据保护权等类型，[11]此外，有学者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的生命、身体、健康、身体自由等四种人格法益也纳入到具体人格权的范畴;[12]对上述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都是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实现的。尽管在适用过程中，司法实践和理论对其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类型化，但并不等同于具体人格权;司法机关并没有从一般人格权或者其他一般条款中引申出具体人格权。
2．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
为了确定权利，尤其是绝对权的内容，传统法学采取了“客体加权能”的构建模式，特别是将客体作为认识权利的基本起点。具体人格权内容法定也因此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具体人格权益所要保护的对象确定。就德国法所承认的具体人格权益而言，生命、身体、健康这三种对象自然确定;自由看似抽象而不确定，但目前德国理论和实践上的通说认为，此处的自由应当做限缩解释，仅仅包括身体活动的自由，[13]从而实现了自由这一人格权益保护对象的确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在这一模式之下，被限定为对已存在的姓名和肖像本身的权利，而不像我国那样被界定为有关姓名或肖像的权利。因此，在德国上述几种有限的具体人格权首先都具有确定的保护对象，如果不存在具体的保护对象则不存在具体人格权。例如，由于“名誉”难以规范界定，因此，《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拒绝承认名誉权为具体人格权。其二，权能列举、确定，有关权利赋予权利人的法律上的力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以肖像权为例，在德国，肖像权就是《关于肖像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的法律》(KUG)第22条规定的以“未经被拍照人许可不得传播和公开展览他人肖像”为内容的权利，其他和肖像有关的人格利益保护，如未经许可拍摄他人照片等，只能通过一般人格权来完成。[14]《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益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全面的对生命、身体、自由和健康的权利，但是由于这些利益被放置在侵权法中，其权能也仅有一项——排除侵害，因此，其权能实际上也是列举规定的。
3．法律救济手段法定
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也表现出封闭性，其对救济方法的规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存在针对所有具体人格权的统一救济规则。例如《德国民法典》原来的第847条，现在的第253条仅规定了对身体、健康、自由和性自主的精神损害赔偿;第12条仅规定了对姓名权的救济。其次，针对特定具体人格权的救济手段具有法定性，只有当法律明确规定了针对特定权利的救济手段时，当事人才可以据此规则提起救济请求。从表面上看，目前德国的司法实践在法律没有规定侵害姓名和肖像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情况下，给予了上述人格利益损害以精神损害赔偿，从而突破了人格权救济手段的法定性，但是，德国司法机关对姓名和肖像精神损害赔偿理由的论证却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德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了上述法律救济手段法定的立场。为了解决具体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联邦最高法院曾试图依据宪法的价值判断直接赋予上述人格利益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15]但是后来法院改变了立场，其通过论证具体人格权仅仅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侵害具体人格权就是侵害一般人格权，使得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上述两种论证方法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官造法，扩大了针对姓名权和肖像权的救济手段，而后者则坚持了具体人格权权能的法定性——从根本上讲，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损害之所以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其请求权基础并不是法律关于姓名权、肖像权的规定，而是一般人格权。[16]
(三)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和上述立法模式相对的是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具体人格权的种类、内容等都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开放的。对所有具体人格权而言，侵害行为是否违法都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益权衡，“具体人格权是绝对权，但它们的保护范围受到与其冲突的他人人格权或者共同利益的限制，以至于具体的保护范围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17]这种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以奥地利、列支登士顿等国家为代表。[18]其概括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具体人格权类型开放
在奥地利，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BGB)第43条规定了姓名保护，第1325条以下分别规定了身体、生命、性自主、私人领域、人身自由、名誉等的保护，但是，该法典第16条“允许从民法典的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中推衍出具体人格权”。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一般条款般的表述使得不依赖于基本法，而是通过扩张解释大量以人格保护为目的的规范或者通过漏洞填补承认不同的(具体)人格权成为可能”。[19]在列支登士敦，虽然其《人与公司法》第39条规定了精神和身体不可侵害，规定了有关名誉、信用、居室安宁、自由、姓名、徽章、家族标记及其他标记、肖像、通信、商业、其他类似关系、要求尊重人格的权利等非常繁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但是，该条所列举的受保护的人格利益仅仅具有示范性，它们是不完整的。[20]可见，在上述立法体例中，法律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是开放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例如在奥地利，司法机关所做的就是“限于发展具体人格权”。[21]
2．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
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权利内容的开放性。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各种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而没有准确的界限。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私人领域、名誉、自由等等对象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法律难以也没有对其作出任何规范性的界定，其概念都是开放的。在这些开放性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具体人格权其内容当然也是开放的。在权利内容这一问题上，两种立法模式之不同的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关于自由权的理解。在德国法中，自由被限制性地解释为身体自由;而在奥地利法中，学者们认为，“作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规定的天生权利的自由权保护的客体既包括身体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行为自由)”。[22]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条文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条关于姓名保护的规定中，姓名权的对象和权能似乎都是封闭的，构成了上述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的反证。但是，该法“规定姓名保护的第43条是1916年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进行第3次修订时才加入的，而当时的《德国民法典》第12条是它的榜样”。[23]它并不是奥地利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模式的产物。
3．具体人格权救济手段开放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侵害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效果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德国法那样，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第39条中。该条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特别是身体和精神的完整、名誉、信用……等受到侵害，则可以要求确认人格关系、排除妨碍、通过收回或者类似的行为恢复原状、停止侵害……”，而没有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由此，对具体的人格权而言，其救济方式具有开放性，法官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
二、不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存在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具体人格权制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下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这一目标。这种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就是不同立法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目标的差异
选择怎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者所要实现的立法目标是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立法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模式选择。在德国，法官的主导地位“在《民事程序条例》咨询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可疑的并因此而被拒绝”。[24]“《德国民法典》是与毫无漏洞以及法官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实证主义理念相适应的法典化。”[25]因此，德国的立法者选择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救济方式必须具体确定，从而为规范调整的主体建立具体的行为规则，并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维护交易的安全。一个反证就是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名誉保护是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却拒绝承认名誉权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因为“打算使名誉针对任何过失侵害得到保护的动议走的太远了，从而迷失于不确定中，而对本条(指现在的第823条第1款——作者注)来讲，重要的是保护某些可以进一步描绘的人格利益免受侵害”。[26]
与德国不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广泛承认。就《瑞士民法典》而言，它“着意于法官的添补”，这一特点“可以从瑞士司法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的独特特征得到解释……判决的权威源自于法官个人的素质”。[27]《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作为一部自然法法典，在其第7条明确规定，“……如果案件依然有疑问，则该案必须在考虑审慎搜集的情况并深入权衡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法律原则进行裁决”。《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基本上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全盘抄袭，具有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一样的第7条规定。对这些立法来说，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
尽管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至少上述国家立法进行之时的主流观点以及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权，它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侵权法中，因此，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上述四个国家的侵权法规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瑞士、奥地利和列支登士顿民法典中的侵权法规则采取了一般条款式的立法模式。《瑞士债务法》第41条规定，“任何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违法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有义务赔偿他人的损失”。《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第1295条均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要求侵害人赔偿因其过错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对这种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规则而言，受到侵害的是什么利益，侵害的是不是绝对权等问题并不重要，因此也无需去苦苦建构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与上述国家不同，德国侵权法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其中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侵害绝对权益型的侵权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而言，被侵害的对象是绝对权益不仅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之一，更重要的是侵害这种权益的行为被直接推定违法，侵害对象在这种侵权行为法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如果具体人格权要融入到这种侵权法体例中，就必须建构成如同所有权一样的绝对权益，从而要求实现种类、内容和救济方式的确定。
(三)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
决定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第三个因素是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上述四国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德国、瑞士和列支登士顿通过立法和实践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通过司法判决而完成的，超越制定法的法律续造已成为了当今德国私法的确定构成部分”。[28];在瑞士，一般认为《瑞士民法典》第28条(“任何人的人格受到不法侵害，则……”)就是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29]而《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则通过其第39条的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承认了一般人格权。[30]与此相对，在奥地利，尽管理论上存在争议，[31]但是主流意见认为，“存在着一整束不同的人格(保护)权［Bündel verschiedenerPers?nlichkeits(schutz)rechte］，与此相反，并不存在一个‘一般’人格权”。[32]司法机关也认为，“……(奥地利)司法实践不承认一般人格权而只承认具体人格权”。[33]
从法律逻辑上讲，承认一般人格权会导致或者不承认具体人格权，或者承认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会同时承认一般人格权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这是因为一般人格权本身就是一个边界不清、内容不确定的权利，是一个需要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时进行特别程度上的利益权衡的概念;而概括的具体人格权也是一个内容不确定的概念，采取此种立法模式的奥地利学者认为“(具体人格权的)具体保护需要只有通过利益权衡才可以确定”。[34]但是，以人格利益保护为使命的两种内容不确定的制度如果相遇，产生的后果将使得法律适用、请求权基础的寻找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尽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已经规定了人的天生的权利，奥地利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也不断依据第16条发展出新的具体人格权，但其主流意见仍认为不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不承认一般人格权，则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在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中，人格权类型列举、内容列举、救济方式列举，但是人本身的发展需求以及人格利益保护需求却是非常多样化的，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必然导致人格利益保护的漏洞，这种漏洞需要通过一般人格权制度来填补。而在不承认一般人格权的法律体例中，则必须通过具体人格权本身的类型扩张、内容扩张来防止人格保护的漏洞，因此必须建立概括式具体人格权制度。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一方面承认一般人格权，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概括式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是不妥当的。这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冲突和困难。对此，有关学者也提出:“有疑问的是，在一般性的规范之外(如此这般的)列举单个的法益是不是有意义并合目的的?”[35]
三、具体人格权制度立法模式选择
从功能比较的角度看，上述三种立法模式在各自国家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的目标，因此很难单纯地评价哪种模式更优秀，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中国既有的立法和司法前提出发提出最适合中国的具体人格权界定模式。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制度前提
1．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侵权法前提
人格权制度最根本的内容在于实现人格保护，侵权法和人格权制度选择紧密相关。从形式上看，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构建的中国侵权法体系既不同于德国所采取的用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将侵权行为分为侵害权利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1款)、违反保护他人法律型侵权行为(第823条第2款)、违反善良风俗型侵权行为(第826条)的模式，也不同于奥地利、瑞士等国所采取的一般条款方式，而是采取了“依据多元规则原则建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和体系”的模式，[36]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了全面列举侵权法保障的对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方式规定侵权法的调整对象”。[37]因此中国侵权法对基本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实际上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相类似，以特定权利的存在作为侵权行为构成的基本前提。在这种以权利存在为侵权行为构成前提的模式中，所谓的权利应当是绝对权，应当具有内容确定、具体等基本的属性。因此，从我国侵权法的模式出发，我们应当选择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
2．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人格权规则前提
人格权制度的总体框架也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只有在存在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情况下才可以并应当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实务似乎并没有承认一般人格权。但是一方面，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并没有完成，且主流意见认为我国应当承认一般人格权，因此将来可能出现的人法或者民法典总则中完全可能规定一般人格权条款，从而为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提供前提;另一方面，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尽管强调具体人格权类型的开放性，法官可以不断发展出具体人格权，但是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必须找到规范依据。例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关于“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规定就为法官发展具体人格权提供了依据。而从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供发展具体人格权的规则，因此，我国缺乏采取概况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前提条件。
(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立法目标、司法前提
从上述比较法的经验来看，如果承认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则不会采取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而会采取拒绝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权立法模式或者概括的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从法典化的目标和我国司法机关的现状来看，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在我国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1．法典化的目标
尽管任何时代的立法都必须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本身并不是法典化的目标。法典化的目标是形成体系化的法律规则，承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仅是制定法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而不得不向法官作出的让步，“司法自由裁量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是说自由裁量权越多越好”。[38]如果制定法能够形成具体的、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则，则最理想的当然是制定出规则而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因此，在人格权立法的问题上，如果立法能够形成具体的人格权规则，则当然应当建构这样的规则，形成具体的具体人格权而不是概括的具体人格权。
2．我国司法机关裁判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