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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管理办法（修正）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1992年5月18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24日甘肃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8年7月24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批准《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
〈甘南藏族自治州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控制并最终消灭碘缺乏病，确保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各族人民和后代的身体健康，促进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及甘肃省人民政府《实施盐业管理条例办法》，结合甘南州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甘南州是碘缺乏病的高发区，为有效地防治碘缺乏病，病区居民必须长期食用加碘食盐。未经加碘的食盐不得进入甘南州辖区。
食盐加碘的比例严格按卫生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州、县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监督有关部门认真做好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的工作。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碘盐的检查、监督管理工作，并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五条 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负责原盐的管理工作。盐的收购、分配和调拨，由州盐业主管机构统一组织实施。盐的批发、零售业务实行许可证制度。按照碘盐、工业用盐和饲料用盐分别采购、销售。
第六条 盐业主管机构根据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卫生部门提供的病情资料和科学依据，负责食用碘盐的采购、加工和供应。
从事碘盐加工的盐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报批。加工碘盐要做到有记录、有检测、有标记、包装良好，保证食用碘盐质量。
第七条 凡在甘南州经销食盐者，必须销售加碘食盐，并一律从指定的碘盐加工单位购进。销售时应向用户宣传碘盐防病治病的作用和保管方法。
第八条 卫生部门按照《碘缺乏病监测方案》要求，对食盐加碘作业进行监测和技术指导；向病区群众宣传碘缺乏病防治科学知识；及时向食用碘盐加工部门提供病情信息；负责全州食盐加碘月查月报。在监测检查中发现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要及时向各级人民政府报告。
第九条 自治州、县、市人民政府对实施本办法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个人应予表彰奖励。
各级主管部门在执行本办法中因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监督、监测人员的读职行为，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因渎职造成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违反食盐加碘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的有关规定，由自治州、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主管机构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罚。
第十条 当事人对盐业主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盐业主管机构申请复议。上一级盐业主管机构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甘南州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5月22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甘肃省实施盐业管理条例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甘南藏族自治州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1、第一条“根据国务院《食盐加碘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暂行办法》”更改为“根据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
2、本办法中的“商业行政部门”改为“盐业主管机构。”
3、第四条修改为“自治州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碘盐的检查、监督、管理工作，并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进行查处”。
4、第六条第二款“加工要做到有记录”前修改为“从事碘盐加工的盐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报批。”
5、第九条第四款、五款修改为“违反食盐加碘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食盐专营办法》的有关规定由自治州、县市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主管机构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罚。”
本决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南藏族自治州食盐加碘防治碘缺乏病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1993年7月24日
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